终决策者)的一个迫切因素，改行集体制的重要契机，即它很早就面临“二次选择”，此时私人承包制的沉淀成本不大从而使决策者回到了选择起点，同时在80年代初的时点上，从南街村的经济状况、传统积淀及民意倾向看，选择集体道路是适宜的、“次优”的。并且当时南街村在集体制经济10几年的运作中，由于小社区利益同一性、成员身份多重性等特定因素渐渐产生了基于集体制的特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即在经济运作中产生了新的非经济资源，这样更使其进入“集体制路径”并逐步完善之而形成如今的“社团所有制”。

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效率 从初始合约到模糊产权

南街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径中的初始合约是制度创新者（王宏斌）利用乡村的各种习俗、惯例或血缘、地缘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集体制的路径依赖与社区成员达成广泛的非正规合约，以此获得熟人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从而动员广泛的人际关系资源，并以此确立了其进行创新活动的权威性。对制度创新者而言，这一合约的达成并非一时一事进行的议定，而是建立在创新者与社区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合约、隐含合约的基础之上，由此大大降低了识别创新者的成本，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缔约的交易成本。对社区成员而言，这一初始合约的达成是熟人社会重复博弈的结果。南街村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中心，再向外延伸而形成一系列差序格局。村民们长期共同劳作、共同生活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地缘关系或称“象征性亲缘关系”，增强了其“熟人社会”的性质；与城市企业不同的是这里的人口流动(指拥有居住权的原居民)很少，南街村近几年的免费福利制度，尤其是统一配置的住房更增加了村民的“退出成本”。用沃尔夫的乡土关系划分法，南街村社区是一个标准的多线、多元的网络结合(多线即结合各方的共享利益项数，多元即结合的人数)，每个人都是网络的一个节点，拥有多种身份：企业所有者、职工或管理者、社区居民等，这样网络状的社会结构中的大部分信息是可以迅速传导得以共享，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只是单纯一项的以量衡量的经济关系，而更是嵌于社会结构中的质的社会关系，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不像陌生人社会中只一次或几次就终结而是一种重复的甚至永久性的博弈(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著名的囚徒困境中，不合作是各个成员独立决策的“支配策略”，但在多次重复博弈和一报还一报(tit for tit)的行事原则中，不合作不再是支配策略，合作的可能性产生了(张维迎，1996)，而社区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多元性增强了这种合作解的出现。个人的合作投入所产生的最大化的全局成果又被较为平等、公正地分配于各成员中时，相互兼容促进合作的预期就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从而进一步增强合作解出现的确定性(刘丽娜，1999)。这种持久性的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生产性资本，它通过合作的促进降低了交易费用甚至生产费用，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而个人“搭便车”或违规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从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即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因而乡镇企业制度创新者在创新发动时期如果一开始就是归之于“经济人”，他在不断地进行个人支出与个人收益的计算并由此寻找自己停止努力的均衡点，那么他在成为企业家之前就应已经停止他的创新活动，所以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初始阶段，“能人”指向集体利益和集体目标的创新动机是极难以替代的。

威茨曼和许成纲(1994)指出，经典的产权理论可能忽略了人们行为的文化因素，中国乡村的“合作文化”使得模糊产权具有一定效率，但对具体的作用机制并未作出解释。南街村乡镇企业的负责人(王宏斌)作为制度创新者在创新时期应采用“社会人”的假设，于是我们以Pis代表社区以物质形式对个人支付(物质回报)，pim代表社区以非物质意义上的社会承认对个人支付(精神性回报)，人们为取得效用而付出的体力和脑力资源分别为sim和sis。社区成员ai在社区活动中效用函数为Ui，即： 　　

从而社区成员ai的价值观念(新制度经济学中称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式为： 　　

在社区价值观(TV)长期运动是连续时，上式即ai所处的最佳点的均衡条件(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意味着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点上当资源总量既定时，一个社区内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要维持最优其背后必须需要“合理”的价值观念作保证。在图2中社区经济绩效的可能性边界Y向外扩张：从时刻1的Y1到时刻t的Yt，扩张线为Y1Yt，如果经济增长始终在合理的价值观念下发生则这种增长能保证社区的福利水平始终处于最优状态。如果经济增长路径左偏为Y1Yt’则价值观念过于强调集体利益，增长的结果是以牺牲个人合理的物质需求为代价；增长路径右偏至Y1Yt”，则此时的价值观念过于放纵个人的私欲，无视社会共同利益，增长的结果往往是公共福利受到损害(这也就是禹作敏现象的理论解释)。任何对Y1的偏离都不能得到最佳的福利效果，图2中无差异曲线Ut总是大于Ut’和Ut”，随着社区经济的增长，过度强调集体的利益而抑制个人正常的物质需要同样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应有的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时点上，既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的外部资源条件，而其时的外部资源条件又促成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合理内涵，因而外部资源的动态性决定着价值观念的相应演变而保证社区经济发展的最适度状态。随着乡土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的熟人社会面临“陌生化”问题；南街村为了提高人力资本的技术素质，将本村高中毕业生都委培外出读书，这实际上给了南街村年轻人一个充分体验外界的机会并会形成自己个性的价值偏好，毕业后回乡工作时会对南街村这种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的认同感与父辈产生“代沟”，并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会使得社区的封闭性逐渐下降，从而进一步使仍具软性的约束激励机制的社会、文化资本作用受损。

四、激励机制的效率与悖论

南街村村民除了通过“合作文化”避免个人“搭便车”问题外，其负责人还通过物质手段来激励工人的行为。具体而言：(1)工资的等级划分，体现按劳分配。非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200元，而技术人才则为上千元。(2)“十星家庭”评比。家庭综合指标与免费福利直接挂钩(免费福利的种类和数量是有边界的)。(3)以“荣誉村民制”和“免费高福利”对外来工人实现激励。(4)评“双优”、“先进”，荣誉鼓励与物质嘉奖并行。以村民家庭福利中未包括的大件电器作为奖品。(5)在惩罚措施中也包含“扣发工资”等罚款制度。在对村民的激励手段上，南街村采用了“物质”和“非物质”的双法，这也正是它能获得人民公社时期不敢想像的绩效的原因。但它还没有“高度量化到个人的激励机制”，虽然工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等级制但工资的确定是由村委会核定，与企业的经营利润无关。由于实际的激励机制总是意味着一套事实上的产权关系，理解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的产权特征是理解“激励机制”的基础，(周其仁，1996)，而在南街村，产权对村民而言是模糊的，模糊的产权与模糊的激励机制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清晰的产权是南街村集团领导实现企业控制权的关键，王宏斌实现企业控制权依靠的就是村民的集体制路径依赖和南街村以“合作文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以及地方政府给予的正规组织的合法身份和自己的企业家才能。而实现对南街村集团经理王宏斌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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