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利益的行为。这就需要一个积极受理投诉的政府的存在。可见，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需要具有一定素质的大众，没有相应素质，消费者容易上当受骗，那怕政府作为再强大，都难以维护每个人的权益，难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三
　　据上所述，通过科斯的“交易费用”，我们看到“政府”这个因素并不是外在于市场的，它已经成为内生于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经济内在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此，当市场中的交易费用等于零时，这个“政府”因素不存在（没有存在的必要），政府所制订的法律法规也不必要存在；当市场产生交易费用后，市场就会自动产生“政府”这个因素，通过“政府”这种权力机构来解决市场交易中的问题；这种“政府的自动产生”首先表现为对政府判理与裁决权威的需求，然后根据这种需求而在（对此有需求的）社会中间建立起相应的政府机构以执行相当的政府行为。当市场产生的交易费用越大时，这个“政府”的作用也就越强大。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看，当人们之间的交易遇到更多的麻烦时，政府部门肯定会感到社会对他们的更大需求。相反，当人们能够私下解决好问题时，政府部门就会感到他们是多余的，没有需求。
　我们假设有一帮人来到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人到过的荒岛上，此前岛上并没有任何“政府”存在。当这帮人在日常生活、劳动、交易中产生利益磨擦而又不能互相协商解决时，即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易所形成的成本费用不再为零时，就需要在这帮人中建立一个有实权的“政府”组织，以协调他们的行为，裁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政府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它内生于他们的市场交易行为中，而不是外在地强加在他们的头上。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府，无不如此建立起来。尽管建立起来的政府往往会凭借手中的权力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它的历史来源，却是民间的，是民间协约的结果。
　　但是，政府的作为也并非不耗费成本，如果这种成本转嫁到需要政府作为的交易双方身上，让他们感到得不偿失，就会拒绝这种政府因素的存在与作用。比如为了使某些商品价格降下来，社会要求政府建立起对这些商品的招投标制度。但是如果这种招投标政府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很大，致使商品价格不降反升，就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政府的这种作为了。据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因人们节省社会交易成本的需要而产生与起作用，如果政府作为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将没有人需要“政府”这个因素，人们将退回到普遍的私下交易的原始状态中。如果政府既耗费过多社会成本，又成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社会强制力量强行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社会必将因此而衰败下去。因为，人们将会耗费比私下交易的原始状态更多的成本，使人们的生存状况连这种原始状态都不如。
　　政府为了保证受理投诉的公正性与效率，需要事先订出某些法律，使受理投诉有法可依。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庞大复杂的司法系统。它有法律的制订，案例的受理，律师的协助，判决的执行等等。在此，法律规定既可以用来做为受理投诉的依据，也可以用来作为政府对市场与社会进行“一刀切”管理的根据。对于前者，是在有人投诉的时候才起作用，“民不举，官不纠”；而后者，则使政府有权对市场与社会进行一般化的事先规定与事后处理。比如，根据法律，政府规定为人诊病必须具有行医资格，而不管某个人为人诊病时对人是否构成伤害。又如，一个医院输血用血必须经政府认可的血站购进，而不管你身边可以献血的人是多么健康，是患者的父母还是兄弟。政府的这种免不了一般化的纯粹形式主义的“一刀切”行为，虽然合法，但它也使社会自由活动的空间狭窄，无法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因此，在对法律的运用上，也需要淡化这种“政府行为”，而以“受理投诉”的方式管理社会，使社会既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又不失社会的制约机制。对于许多非法行为，只要没有人投诉（包括政府部门为了公共利益所进行的起诉），就可采取默认的方式，容许它存在。这对于大量“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无疑是很有利的。许多原创性事件，比如中国的农业大包干，中国的股票市场等，开始时总是存在“合理不合法”的问题，如果不容许它有一点存在的空间，连试验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这个社会就太僵化死板了。
政府的法律制度具有两种形态，第一：除法律规定不能做外，其它都可以做；第二：除法律规定可以做外，其它都不能做。第一种是开放性法律形态，第二种则是管制性法律形态。显然，第一种是好的法律形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第二种则与市场经济，甚至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相敌对，是禁锢与窒息社会活力的形态。 四
　　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意识到，实施这种内生于市场的政府，使政府更多地通过“受理投诉”的方式管理社会，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权利”问题。即投诉者是否有权认为别人在侵犯他的利益？一个企业产生了污染，但这种污染是否侵犯到投诉人的权利？虽然根据某些习惯与经验可以认定这些污染侵犯了投诉人的利益，但还需要有法律上的严格界定，才能变为政府可以受理的投诉。所以，人的权利的法律介定，就成为这种内生于市场的政府作用模式是否可以成立、是否有效运作的关键，在此，人的权利应该称为“法定权利”。可见，一个法治的社会，每个人的权利是明确的，责任也是明确的，包括政府，它的权力与责任都是明确的，没有人、没有政府可以滥用权利与权力，也没有人可以逃避责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运行的各种摩擦，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社会充满着创造财富的活力。
　　法定权利由人的自然权利演化而来，但人的自然权利必须要转化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确定，才能在权利纠纷中成为裁决的根据。人的自然权利与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政治条件、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因素具有密切关系，是这些现实因素在人的权利中的体现。然而，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时也与另外一个人的自然权利相交叉，从而造成冲突，比如，每个人都拥有获取阳光的权利，但在每个人及其所有物利用阳光的时候，往往形成一定的阴影，这种阴影就有可能对别人拥有与利用阳光的权利产生冲突。这种自然权利的冲突就需要法定权利的规定，所以，自然权利需要演化至法定权利，才能对权利纠纷产生裁决作用。在此，政府就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没有政府的权威，就不可能使自然权利升级至法定权利，没有政府，也不可能维护好每个人的法定权利。法定权利与自然权利的一个不同点是：自然权利没有义务与责任可言，如果有，也只是道德与道义上的要求；但法定权利则有义务与责任的规定。这种义务与责任，是由法定权利本身产生出来的。每个人要想获得法定权利，就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权力与责任产生分裂，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不健全的；权力与责任的分裂越大，社会就越不健全，越容易陷于混乱甚至内战。比如，一个国家元首如果只具权力而不负相应责任，那么他的这种极权有可能对这个国家造成灾难。
　　在这里有两组对应关系：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弱形式，反之，后者是前者的强形式；权力是权利的强形式，责任是义务的强形式，反之，权利是权力的弱形式，义务则是责任的弱形式；权力与权利，责任与义务，它们质上相同，量上差别。权利与义务显得可有可无，但权力则必须拥有，责任也必须承担。一个人那怕拥有极大权力都没关系，只要他必须承担同样大的责任，就是正常的。另一方面，赋予一个人极大权力，是需要他承担极大的责任，没有这个权力，他就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不能完满完成社会民众交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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