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中央、地方共享；提高资源税征收比例，并全部用于矿业城市生态建设。同时，建议调整对煤炭城市的财政体制，减少上缴基数，实行上缴不递增政策。在国债项目安排上，建立专项资金用于煤炭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
第二、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对矿业城市应有通盘考虑。国家要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鉴于矿业城市在城市数量上的比重及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建议国家设立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协调委员会这样一个非常设机构，把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对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统一规划，统筹运作。将矿业城市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宏观决策，调整国家资源政策。国家在实施资产重组、呆帐核销、优化资本结构以及制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时应适当向这类城市倾斜。
第三、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对国有煤矿的改造，全面落实扶持、改造、整顿、联合、提高的政策。尤其是要积极鼓励国有煤矿实行规模经营；鼓励国有重点煤矿之间进行联合；加强对国有煤矿的技术改造，实行正规开采。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给西部的矿业城市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但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还需要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如要完成对石嘴山市矿区国土整治，采空区、陷落地、尾矿库治理及生态植被恢复；新区矿产资源勘探；政府接收国有企业举办的社会事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企业解困；粮食、商贸企业改制；矿业开发和新兴产业培植等主要项目，就必须需要国家增大对石嘴山市的转移支付力度。
（三）取消阻碍煤炭工业发展的建设基金，降低煤炭企业的税负，建立减轻煤炭企业负担的机制
1998年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后，国务院决定.继续执行中央财政对国有重点煤矿的亏损补贴、增值税定额返还政策；对32户国有重点煤矿超亏占用工商银行贷款，按照有关规定继续实行计息挂帐；继续执行对国有重点煤矿的转产贴息贷款政策。同时，企业下放后，所得税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全额交给地方财政；企业利润不再上缴和划转，全部留给企业。这些政策将有利于国有重点煤矿逐步摆脱困境，增强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然而，现行国家政策中也有一些阻碍了煤炭企业的发展。目前，煤炭工业是我国唯一没有建立发展基金的基础产业部门，而每年却要上缴几百亿元的各种基金和费用，不仅严重影响了煤炭工业的健康发展，也造成了各地区煤矿的不平等竞争。1998年，国家仅从煤炭运输中征收的铁路建设基金就高达117亿元，其中国有重点煤矿占绝大部分，这不利于煤炭工业的发展。为此，建议国家取消铁路建设发展基金，以维护各行业之间和各地区煤矿的公平竞争。即使当前暂不取消这一基金，也应对国有重点煤矿免交铁路建设基金，或者实行先征后返的政策。同时，要逐步调整现行的定额补贴和税负政策，把财政补贴的额度与煤炭市场的价格挂钩起来，建立动态补贴机制。
我国煤炭企业要摆脱困难局面，主要靠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除此之外，国有煤炭企业还要靠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才能顺利发展。例如，在现阶段，需要调整各行业，特别是资源性行业与其下游行业的利税水平，避免行业间的不平等待遇和过大的收入差异。国家实行利税改革，开征增值税，对资源型的上下游行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资源型行业的原料来自大自然，除开采所用的辅助材料无其他原材料，进项抵扣值较低，还要缴纳资源补偿费；但其下游行业，多为加工业，原材料占用比重大，进项税值高，抵扣多，相应的净税率就低得多。例如，煤电行业的销项税为17%，可以抵扣燃料进项税9%，实际净税率为8%；煤炭行业的销项税虽为13%，但进项税只有4.7%，抵扣后实际净税率为8.3%，另外还要按照产量缴纳资源税，按照销售收入的1%缴纳资源补偿费。煤炭行业的税赋水平不仅比原来执行的3%产品税要加重许多，相对发电行业的税赋也明显得多。因此，需要适当加以调整。1994年税改后，我国矿业算术平均综合税率为14.65％，是税改前的近3倍，是目前制造业税负水平的2倍，高出国际同行业水平近6个百分点。1994~2000年，太西集团煤炭产品平均综合税负就率为6.56％，与原产品税税率3％相比，税负率平均提高3.56％，是原产品税税负率的一倍还多。2001年综合税负率为7.9%，与原产品税税率相比，提高了近5 个百分点。另外按现行税法规定范围，企业办社会性质的机构，属于非缴纳增值税范围，但煤炭企业自产产品用于办社会却视同销售，需缴纳增值税，这无疑又增大了煤炭企业增值税的纳税基数。因此，要切实减轻矿山企业负担，就必须统筹矿业合理税赋。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对煤炭企业办社会性质的进项税应准予抵扣。
由于历史的和体制的种种原因，开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诸如税赋重、社会负担重、离退休人员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再加上近几年在深化国企改革过程中实施企业改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和困难。国家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减轻矿山企业负担，帮助它们增强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为了实行政企职能分开和减轻企业负担，国家决定通过改革把应由政府办的事交给政府来办，许多地方也开始这样做了，将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托儿所等交给政府，并在过度期间继续给予一定的补贴。但由于不少资源型城市政府本身财力也很有限，完全将矿山企业所负担的社会职能接收过来力不从心。所以建议国家要研究矿资源资源型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理顺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统筹考虑资源型城市和开采企业的共同发展问题，把产业发展政策与城市发展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制订有利于城企双方共同发展的政策，既解脱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又能促进企业与城市各方面能协调、持续发展。
应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矿工再就业特别计划。应不断理顺城矿职责关系，实施城矿互利战略，制订有利于矿业和城市互利发展的政策。促进资源勘查开发与节约利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采用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和矿山企业“三家抬”的办法，切实减轻矿山企业办社会的负担。
（四）对煤炭城市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援助政策，建立产业转型的财政支持机制　
煤炭城市实施产业援助政策，是发达国家通用的做法。在60年代，为促进九州地区煤炭产业的结构调整，日本政府曾在该地区兴办了一批现代工业开发区，吸引大批区外企业入迁九州开发区，并按新的产业政策兴办一批新企业。日本政府对开发区内企业安置煤炭工人及其子女就业给予一定补助，并视用人比例的高低实行差别优惠政策，除外，还对失业煤炭工人承担培训费用。日本政府的上述做法，对当前我国煤炭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煤炭城市的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差，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城市功能转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建议国家对煤炭城市的产业衰退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提供必要的援助政策：
第一、国家应把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结构调整、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新世纪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来加以研究。如组织力量对资源型城市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问题以及发展战略进行调查和研究论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并加强调控和指导。在产业布局上，优先安排能够发挥资源优势、市场潜力大、国际竞争力强的重大项目；中央应积极促进地区之间经济结构调整，利用政策或行政手段，通过发达地区向矿业城市进行产业战略转移和技术辐射，逐步把发达城市的一些原有的主导产业和产品的国内外市场过渡给矿业城市，在其建立和发展自已新的高技术主导产业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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