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更经济、实惠，他们的选择都是理性的，我们难道能比较出他们的选择哪一个对国家更有益吗？因此，个体的任何选择都是具体的、独特的，是个体历史的延续。我们既然无法比较个体生命价值的大小，因此也就必然不能比较个体基于自身体验而进行的选择。
    需要指出，彭海做村官和那些大学毕业生到广州天河任村官，这两件事并不完全相同。同样是做村官，前者更多只是一种客串性质，而后者至少把做村官当作一种职业选择。此外，彭海当村官也有悖于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的初衷，彭海的村官经历与知识创新很难联系到一起。不可否认，做村官需要知识，需要胆识，需要智慧，但其知识更多地属于行政管理方面，而不是科学技术或实业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彭海是“做官”而不是“创业”。象美国的比尔·盖茨，张朝阳，扬致远等时代英雄，他们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开创了新的领域。在我国，也有不少数字时代的豪杰，他们大多利用了专业特长或自己爱好，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创下了骄人的业绩。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彭海是在进行他“个人意义”上的创新，因此也就无法比较彭海在做官和其他的选择之间，哪一个更优？
    著名经济学家熊比特曾说，“创新可能是重生，也可能是毁灭。”创新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创新中孕育着希望。很难想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了创新，将会是什么样子。文明的延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知识和技艺的累积，而文明的创造却需要后人在前人基础上的不断创新。伟大物理学家牛顿说过，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是大规模传承文明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人类有意识开展的团体活动。但是，文明自身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承下来，文明传承更多地是通过无数个体潜意识的选择聚合来加以延续。也就是说，传承文明具有更多社会性因素，而文明传承则更多是一种生物性因素。尽管后者比前者更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后者有更多的兼容性，因此，文明创造也最容易发生。
    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还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还不足以应付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知识创新和文明传承的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应该具有越来越多的兼容性，“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斯言极是！

三  情法之争

    当人们谈论彭海以及其他大学生当村官这一新闻事件时，往往很难避开当事人的主观动机这一话题。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彭海他们的选择仅仅关乎个人，与其他人无涉。正因为我们很难不去“关心”别人的事，所以大学生当村官也就成了新闻的焦点。在现实社会中，个人动机通常不是那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李登辉，在当总统之前，有谁能料到他会支持台独。当然，政治人物与普通百姓不同，他（她）属于整个社会，正因为如此，新闻媒体更多关照政治人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撇开动机问题不谈，彭海竞选王陂村村主任，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呢？这很明显，彭海压根儿就不具备竞选村主任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选民必须是本村18周岁以上享有政治权利的村民，而彭海在北京中科院读研究生，其身份显然不是村民，尽管他在王陂村出生、成长。因此，不论彭海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选民资格，也不论彭海多么受村民厚望，以致获得选举胜利的事实，不可能改变彭海的非村民身份，除非彭海愿意放弃研究生身份，自愿重做王陂村村民。否则，彭海的竞选就是违法的，因而竞选结果也是无效的。
    法就是法，法不是情，不是其他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村民组织法必须得到全体公民的尊重，并在实践中切实履行。彭海不能因为个人的“良好”动机，就置法律尊严于不顾，并在知道自身并无法定资格的前提下，还四处活动，企图规避法律，这是对法律的公然挑衅。要知道，彭海本身可以通过其他正当途径来获得选民资格，如他放弃城市（暂时）户口就可达到。显然，彭海并没有打算作出这么大的“牺牲”，他的“牺牲”也是有限度的。因此，不论彭海的竞选演说如何精彩动人，一个缺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一个不自觉自愿守法的人，我们很难期望他能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作出什么骄人的业绩。
    广大农民盼望富裕，希望过上好日子的愿望是正当，也是合理的。广大农村也确实需要大批具有革新、拼搏精神的村官，来带领广大农民走上富裕之路。但是，建立在法制痛苦呻吟中的富裕，只能是暂时的富裕，决不可能持久。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可以被任意践踏、扭曲，那么我们很难设想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能够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社会分工愈来愈细，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特长。社会能够包容更多的人，能够允许人们更多的选择，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太多的选择，有时也会成为一种负担。表现之一就是，好心不一定能够办好事。彭海可能没有意识到自身竞选的社会效应，他可能只想尽一份农民之子的孝心。因为北京的现代生活与他家乡的传统生活相比，无疑有天壤之别。尽快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应该是彭海竞选的初衷，也是村民寄希望于他的原因。然而，在情与法的天平上，孰重孰轻，人们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点也不假。 四  我国农村发展的再思考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我国是一个典型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目前，我国农村约有劳动人口4.5亿人，根据当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实际耕地面积，农业能吸收的劳动力约1.5亿人。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民流向乡镇企业和城市，以及从事其他非农产业，但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1.17亿人，农村失业率大约为24%（王红玲，1998）。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的流动性日益加大。目前以隐蔽失业形式存在的1.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将逐渐显化。在人格平等方面，政府不能长期持双重标准对待1.17亿农村剩余人口，尤其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政府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重大，彭海案例和天河案例引起了我们对农村发展的新思索。相对于广州天河区的农村来说，彭海的家乡无疑非常贫穷。事实上，前者已不是传统或普通意义上的农村，它已经是城市化了的农村。大学生在天河区农村的工作，自然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劳动。丰厚的物质待遇，现代的工作环境，灵活的经营机制，这一切都使天河农村散发出无穷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天河农村才能吸引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前往创业。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类似彭海回家乡做村官的大学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市场机制下的落后地区（并不仅仅是农村，城市也一样）很难留住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这里，一边是发达地区，经济愈发展，制度愈完善，人才积累就愈多，而人才越多，经济发展也就越快；另一边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人才大量外流，导致经济发展更加困难重重。因此，要使落后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发展起来，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推动力量，使落后的农村地区尽快脱贫致富。
    彭海案例和天河案例给了我们关于农村发展的一种新的思路。尽管彭海竞选村官不那么符合法律规定，但他家乡的村民都非常乐意选他做村主任。撇开法律方面的问题不谈，彭海竞选的胜利本身就昭示了落后地区的农民渴望变革、渴望富裕的迫切愿望，而且，这也强烈地显示了农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农民对自身利益的高度关切，并且积极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利来实现这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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