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中，在一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时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监管能力问题，正确的宏观判断和决策，也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可能是解决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如果我国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就说明人民币汇率高估,不贬值就难以摆脱通货紧缩,而且会陷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有两种,一种是贬值名义汇率,一种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出口退税率,或者降低国内物价----后者正是通货紧缩.我国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稳定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的政策,不自觉地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而当通货紧缩持续到企业和社会不能容忍时,或许只有贬值一法.

我国小麦价格已经高出16.57%,玉米高出38%,大米高出63.5%,如果国内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就说明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了.如果贬值，以美圆表示的经济总规模就会下降。


3．增加国防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１５％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３４０万个就业岗位。８０年代里根政府的ＳＤＩ计划中仅６种核武器系统，就在这些地区雇工人数占全国雇员人员的３０％多。而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行调整期，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写下了《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痛陈军费开支下降对地区经济不利影响，要求军事工业复合体对政府施压，以战争及军品外贸维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仅科索沃战争追加直接国防费８０亿，预计给这些地区增加就业近20万。美国1999年出口武器300亿美圆,占全球武器贸易的40%,即使是俄罗斯,也还有48亿美圆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国带头,全球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军费每年平均增加6%，2000年为3800亿美圆，2001年为4000亿美圆，而中国的军费，仅仅800亿人民币，100亿美圆而已。

我国西部大开发,最根本是从青藏高原调水,进入黄河,然后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这需要至少10年时间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希望沿袭深圳模式,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发展起来,但潜力有限.处于调水移民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是发展国防产业.

中国百年来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大倾斜都是在外部战争环境下逼出来的.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50%,从此结束原始农业社会,进入二元结构社会.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投入2000亿，增量投资占国家新增投资的1/3，西部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仅四川，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变为制造业与电子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铁路从5000公里发展到80000公里.围绕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镇。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建设等,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旧占30%,贵州占45%.

国防大学经济学博士卢周来指出,1979-1994年，我国国防费绝对值年增6.22％，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均上涨7.3％，国防费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从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为3.4%,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为3%左右.发展国防产业,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必须,对于启动内需和开发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义.不应该把发展国防产业与发展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实际上,国防产业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础设施,国防产业也必然需要广泛的采购,合作和配套,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比如我国规模庞大的航空产业在利润导向下,大批生产民用产品,70%的收入来自于非航空产品.如果能够以国家力量支持集中生产飞机,就可以给民营企业让出巨大的空间.


4．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担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仅靠国债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简政府机构,整顿税收,清除腐败,控制高消费和奢侈消费,将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而且要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不能再强调效率第一,而要将效率与公平并重;不能够让少数人利用权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大众转嫁.应该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败势头,将腐败分子"偷,骗,抢"来的财产收归国有.

我在1998年曾经计算过我国的"灰色收入",20年以来利用权力渠道和国家资源,直接和间接变成私人财产的,竟然高达3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国际标准模型"计算出来的我国基尼系数,没有计算灰色收入,也已经达到0.45以上,超过了俄罗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将巨大的灰色收入记入,说基尼系数超过50%,甚至更高,恐怕不是夸大.我国的两极分化,包括贫富分化,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和代际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已经连续4年下降,再把反对平均主义当作主要敌人,必然激化社会矛盾,从经济意义上说,就是广大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购买力.通过进口和引进外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是内部需求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要实现上述战略转移和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并且在理论上纠正"市场教条主义".如果不能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难免要出现重大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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