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曾经有人一度铺设了铁轨，并用马拉着火车前进，重新发明了既安全又省却了环境污染的“火车”；也曾经有人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名词，并用政府主导亵渎了“看不见的手”基本原则，重新诠释了和市场经济无关的有特色的“市场经济”。

四、中国应该警惕什么：昔日奇迹的楷模今日困窘的前车

日本一度成为东亚群起效仿的楷模，至今也并无群起诛伐的迹象。但也许，我们应该三省吾身，将上述盛极而衰的过程看得完整些，因为在亚洲得“日本病”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也涵盖了很多其它经济体。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经济成长所带有的“日本病”色彩在被涂抹开来，连“创新”这样千差万别、箐芜俱存、主要由私人部门进行的事情也被冠以“工程”之名。如果视其为楷模，那已是昔日曾经的楷模；而如果视其为前车之鉴，则今日已是从理论和实践中重新审视，避免重蹈覆辙的时刻了。

不安迹象之一是体制复归的潜流汹涌。“日本病”已经揭示出：产业政策在赶超的初期也许是奏效的，但必将趋于弱化和失效；而无人对产业政策失败负责怎又将导致政府重新依赖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靠凯恩斯类似“酗酒”的方式刺激需求。而这种迹象在我国已隐然浮现。1、目前政府动用私人部门资源，注入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的趋势有所强化，但旧企业的亏损乃至破产和新企业的崛起和壮大正是市场机制这枚硬币的两面，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试图让其长生不死始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是年愈50年的幼稚产业还是“过度竞争”的产业，都是市场机制被阻滞不能完成起码的资源配置的恶果。2、过去我们也是热衷于制订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失灵后，又重拾日本的牙篲，祭起财政、货币政策的大旗，走上艰难的宏观调控之旅。虽然，目前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还可以再支撑几年，但若干年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既有日本这个前车之鉴在眼前，我们为什么还要沿着错误的路线往前走呢？我们不应该拿经济的发展前途去打赌，期望在支撑若干年以后我国经济能自动变好。到时一旦没有奇迹出现，我国可能陷入目前日本所处困境。3、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持久动力只能是来自于不断创新，英国的由盛而衰、美国的长盛不衰和日本的赶超失败等几个例子都能得到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最重要的创新始终源自私人部门，中国20年的奇迹，经济学家的贡献也许仅在于为已出现的奇迹在事后寻找理论支撑，恰恰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用按血受印创造的土地承包制，是江浙农民重拾资本主义尾巴的乡镇企业，使得改革具有了最深厚的民众基础。更何况，任何创新，即使是政府的集体创新，也只有在事后经得起市场考验才称其为创新，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善如流，以创新求发展呢？！

迹象之二是渐进体制的宿债未偿。中国金融体系受不良资产之累日久矣！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部门存在着大规模的腐败，而只是中国银行业为渐进改革支付了成本。社会信贷始终必须为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改制保荐护航，而不是尊从市场信号，因此不良贷款的沉淀是金融部门极其软弱，扮演“准财政”角色的结果。部分企业能够不被淘汰出局，无非也是依赖银行长期输血。政企、银企关系和日本如出一辙。估计目前不良资产已经突破三万亿人民币，并且是宿债未偿，金融信用和国企集团的信用正被隐含的国家信用所取代。

表2、关于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几种估计

估计者
估计样本截至时期
估计值

不良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百分比

李欣欣(1998)


1996年

1997年中


24.4%

29.2%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8)
1997年
24.0%

樊纲(1999)
1998年
28.3%

银行重组成本占GDP的百分比

穆迪氏(1999)


1999年


18.8%

Dornbusch和Givazzi(1999)
1999年
25.0%


资料来源: 约翰.伯宁 黄益平：“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及其处置办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6期。


如同支离破碎的日本金融一样，管制型的中国金融之所以令人不安，也并不纯因历史包袱使然，而是我们在化解这样的问题时，诸如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等，仍然高度依赖集体的智慧，而不是群众的智慧和市场的力量。至今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和股权多样化仍未有亮色，国有企业无预算约束的资金需求仍然勒挂在银行业的脖子上，私营银行和股份银行仍遥不可及，甚至表示资金价格的利率信号也仍然残缺不全。总言之，我们似乎仍然恐惧社会的微观金融基础有顺应市场机制的根本变化。我们如何能期望纯国有的、政府干预的专业银行能够“商业化”？！中国要告别的，也仍然是一种旧的金融模式和管制思维。换言之，如果期待一片森林，需要有资格播种、浇水和收获的大众，而不是三两个勤勉的老园丁在四五株饱受病害的大树周围修茸枝枝叶叶。

迹象之三是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仍深。尽管改革开放20年来，顺从市场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逆市场的改革也并不鲜见。这突出表现在对经济成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市场机制缺乏信任，对政府决定增长却寄托不切合实际的厚望。

在重新审视日本病时，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对待市场经济只可能有实事求是一种态度，而不能虚与委蛇，所有的特色是在市场冲刷后仍不改的特色，而不是事前用油毡布密密裹来生怕市场冲击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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