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所以，我看不到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和技术可能。预测未来是危险的。有的学界朋友告诫我，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就会复苏。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比较严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时间会长一些。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象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进入漫长的零增长时期。至于预见一场超过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了。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错，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
我不是赌徒。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会作两手准备，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与经济学两大范式都不同的竞争和危机理论，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这两大范式内思考。通过阅读二百年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史，我有把握地说，我的危机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反思自己全部的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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