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 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 ％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 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 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 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 ，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的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本书第7章中提到的自发私有化阶段这部分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卡达尔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十分注意不伤害两个社会基础：经营者和普通群众的利益。然而，利益的分化使这两个基础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经营者希望通过经济制度的变化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法律的形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固定下来，而普通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宁愿相信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实际无人负责的理论。这种悖论是耐人寻味的。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框架内，实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大力引入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贯挑剔的西方媒体也将匈牙利称为"消费者的天堂"。

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借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由于经验的缺乏，自身也犯了一些错误。在80年代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改革最终陷入了困境：石油危机打击了匈牙利经济，民族矛盾困扰南斯拉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动摇了东欧老一代领导人的地位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经济的衰退和党的分裂动摇了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席卷欧美的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思潮导致了主流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流；西方则乘机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错综复杂的矛盾同时爆发，导致了政治剧变，使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最终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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