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里,“稳定的身份”、“稳定的收入”和“让家里人吃饭肚子”这一类贫困时代的激励方式已经无法激发优秀人才的激情,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重建激励机制 综上所述,我认为日本的社会制度已经难以激发人和组织人们的热情,成了一种过时的东西。 显然,人们倾注在经济上的热情,其状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日本,总的来说“有饭吃”已经不再是需要付出悲壮努力的、体现英雄气概的目标了。对于那些作为战前强制政策的牺牲品的人们而言,“经济”曾经是感情寄托的对象。然而这种情感在已经相当富裕的、积累了一定历史的当今日本已经不得不销蚀,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 尽管如此,日本的各项制度由于过分适应贫困时代人们的热情,并且又非常成功,因此今天这些已经过时的制度与人们的热情之间出现了失调。 过去,缓和劳资关系并将大家从贫困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终身雇佣制度、企业内工会以及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的确使贫困的人们“稳定温饱”的愿望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易于诱发无数贫困人们的能量的激励机制。而且经济的高速成长使人们迅速达到了“稳定温饱”目标,这一事实与人们投入“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结果在外人看来,日本就显示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奋斗激情、工作活力和团结精神。 但是一旦对“经济”的激情消失,留给这些制度的就只能是吝啬的小官僚们的明哲保身,还有那些技术专家以及指望从工作中追求人生意义的人们梦想的幻灭。 那么应该如何改变?改变什么?现实情况急需制度改革,这种呼吁总是声音震天,却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我仅想指出一点——除实际利益之外,还应加以重视的是激励机制。 第一,就是“趣味性”。说到工作的魅力,马上就联想到工资和补助,这种思维是小官僚们所惯有的。我一直担心,在当今的日本,那些曾经给人以家国责任感、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专业工作变得不再有魅力。过去,中央部委的官僚们,姑且不论其工作绩效,我相信他们总是具有推动天下、有利国家的自豪感的。过去激发官僚们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的,我认为绝不是“下凡”(高官辞官后到大公司任顾问等职)或者优惠的工资。然而今天,他们一方面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强大的权力,又要在复杂的政府部门内部争斗不息,还要屡屡受到政治家们的破口大骂和媒体的抱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精神上的动力支持他们忘我工作。 第二,人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人认知的影响。迄今为止,媒体、市民团体、学者实际上也都热心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然而我认为今天的日本过分地强调了“批评”的作用,而“表扬”被忽视了。 说一个半开玩笑的事情,我听说某个组织曾经讨论过,要让日本好起来,就先选出100个坏人,然后让他们从社会上永远消失。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相比之下,选出100个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加以承认和援助,也许效果会更佳。如果仅凭批评敲打事情就能变好,那么国家政治、政府部门和学校早就应该变得很好了,他们受到的敲打实在不少了。不论社会上还是机构内部,乃至日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加以认知甚至表扬才具有建设性,并且极为有效。 从旧日本中脱胎换骨 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是靠金钱和物质,而是靠人尽其才,这已经是个非常陈旧的道理。说得极端一点,即使国家灭亡了,经济崩溃了,只要有人才,大体上都能得到弥补,反之则不可能成立。人们一般认为没有人才的富有国家总比有人才的贫困国家要好得多,但是暴发户式的国家终究会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摧毁,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对此应有心理准备。何况日本是世界上最大债权国,拥有富足的储蓄,物质极其丰富,目前的难关不是物质资源的不足,而是在于每个人的整体状态,每个人的“表现”。人的“表现”是能力和热情这两个变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能力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这时热情就成了关键性的变量。 这样来看,日本的课题在于重新构筑激励机制,这应是一种能使人们为了建设性的目标充分发挥能量的激励机制。这必然牵涉“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生存和生活的“价值”问题。“经济”是在战后那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价值,“经济第一主义”的成功,对于避免过度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立、缓和社会冲突发挥了作用,培养了社会的实际主义行为方式,但同时养成了过多地用钱处理问题的习惯。进一步发展,就导致了社会的病态。如果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用钱想做些什么的情况下,还能够持续一心一意地赚钱的话,那么这种人就是病态的。 战后日本由于经济成长而未被正视、未加解决的问题,现在需要给出明确的回答了。讨论一下我们日本人为了什么、保护什么、舍弃什么等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今天日本的课题不是经济的复兴,而是从“惟有经济的日本”中脱胎换骨。我认为,今天的日本不可能比泡沫经济时代更“可悲”,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悲观。日本如果被人视为可悲,那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经济不行了,而是因为日本只有经济!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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