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rizontal integration），公司跨越地理界限开拓市场；（２）垂直联合（vertical integration），公司采取措施保证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３）通过互补产业的相互参股使相关与不相关的领域联为一体实现多元化（diversification）。水平联合一般发生在具有共同产品与共同市场的企业之间，垂直联合连接了生产的不同环节，多元化对互补企业实施整合，以服务于顾客。Fombrun和Astley指出，组织发展就是其在对环境要素的战略性吸收中，在水平、垂直、多元混合诸向度上的相互依赖。

相应的联合与多元化过程在墨西哥却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发生：大企业的巩固通常意味着一家或数家公司，或以家族为纽带的私人集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试图在某些经济部门中建立垄断或寡断的局面，并以此为基础把控制权延伸到其它部门。典型的例子便是墨西哥的Televisa公司。

Televisa在1993年墨西哥电视网络私有化之前就一直是民族私人资本垄断的商业电视公司。该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大部分时间由三个家族控制：阿兹卡拉加家族（the Azcarragas）、 阿莱曼家族（the Alemans）和欧·法瑞尔家族（the O'Farrills）。30年代阿兹卡拉加便在广播行业进行商业拓展，1947年与欧·法瑞尔家族合作并很快于1950年开办了墨西哥，也是拉美首家电视台。他们的投资由广播、电视向其他媒体及汽车代理、房地产等产业铺开（Mejia Barquera,1985; Sinclair,1986）。1991年阿兹卡拉加家族作为最大股东，收购了另两个家族的股份。

曾加盟Televisa公司的小阿莱曼是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Miguel Aleman）的儿子。这位总统在墨历史上第一次颂发电视经营许可证，因此有人怀疑政府与私人电视公司之间存在的暧昧关系。1947年，就墨西哥电视经营究竟应该采取商业（美国）模式，还是公共（英国）模式曾有过争论，阿莱门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Mejia Barquera,1985）。委员会的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使Sinclair推测委员会可能更倾向于公共模式，他说："从随后阿莱门家族与阿兹卡拉加、欧·法瑞尔两大家族的在电视经营方面的合作来看，委员会的决定有以权谋私之嫌，不过这一现象在墨西哥的其他领域并不鲜见。"（Sinclair,1986）

如今，Televisa已成为全墨，乃至世界上有名的大公司，它是全球最主要电视节目制造、出口商，其股票在纽约、墨西哥城股票交易所交易，除包括有线电视在内的电视产业外，Televisa或者说阿兹卡拉加家族已经建立起一个多种行业、公司结合而成的巨型王国，其领域覆盖国际电视转播（包括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资）、广播、电影制造、报刊杂志、夜总会、剧院、宾馆、大型会馆、录像业、房地产、汽车租赁、足球俱乐部等等。

显然，在北美公司成长中表现出来的水平、垂直、多元混合式的联合并没有在墨西哥出现，连同一市场中较为成熟的竞争都不存在。相反，诸如Televisa这样的公司给人留下的则是另一种映象：拉美公司组织的巩固常常以此领域向彼领域不断蔓延的信息的垄断或寡断为特征。

美墨组织成长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墨西哥的私人企业虽然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握有愈来愈大的权力，但政府依然集中控制着大部分重要的经济权，尤其在1982年11月银行系统收归国有后，这一点更明显。据估算，墨西哥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民经济的数量超过GNP的50％以上，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88年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总统上台以后，这位总统重拾先前的自由经济政策，出售或关闭大量政府控制的企业。相似的过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过度参与导致强调私有化与开放市场的自由经济政策的大规模回潮――近年来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都曾发生。

拉美国家与美国经济模式的差别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技术方面。White认为，信息、知识从而最终权力的现代化要求信息技术首先满足信息在社会中的可得性，其次它能为特定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的潜在使用者创造相应的获取方式（White,1982,1984）。在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部分精英的手里，无论多么现代化的技术，一经引进，便成为加强精英力量的工具，拉大了精英与中下阶级――工人阶级、无产者和城乡贫民――业已存在的巨大差距。
墨西哥、拉美信息技术发展历史的解读

从上述历史概览中可以为墨西哥、拉美信息技术演进的历史勾勒下列基本特征：（１）依赖性；（２）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３）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脱节。

一、 依赖性

作为技术输入的被动受体，连同产品进口一同输入的还有包含在技术中的概念、理论、模式、文化价值（当然有的昭然若揭，有的藏而不露）及发达国家关于技术发展优先性的定义。换言之，拉美进口的信息技术，不过是发达国家需要、目标、发展观的产物。这些国家的问题在于，技术的引进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而且人们在文化上的依赖比物质依赖更严重。

依赖性指的是一国无法生产那些它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战略产品从而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实际上可依靠的国家为数甚少，而在冷战的几十年中，政治上的归属使这一数字再打折扣。）依赖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民族创造力、本身的技术基础、生产部门是否自成体系，资本、高素质劳动力、人才都可成为考虑的对象，当然依赖性的最终表现是决策制定过程中意思自治的缺位。

信息领域的依赖性可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一）成本。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信息技术比自己制造更合算，这一点过去曾被广泛接受，但拉美近几十年，特别是80年代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经济衰退的历史事实致使这一观点遭致沉重打击。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82年年中，美元对墨西哥比索的汇率是1∶27，一个10美元的电子部件在墨西哥价值270比索，两年后，经过几次货币贬值，同样的部件卖到1700比索，增长了600％强，80年代末，汇率变为3000比索兑1美元，10美元的部件相应卖到3万比索（这时由于经济通胀与货币缩水日积月累的影响，最低月工资大约100美元）。如果零部件的进口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普遍情况，其后果可想而知。

成本的另一面是新技术推广的困难。技术设施的落后，专业人才的匮乏要求管理层所有成员必须接受培训，以此给陈旧的组织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然而，这一要求无论在时间，还是在可利用的资源上，消耗都超出了可接受的地步。结果，新的信息技术只能停留在组织的最高层，形同摆设。从组织系统到组织成员，都没有消化吸收的准备。进口技术所造成的经济、人力资源及其它方面的成本都十分高昂。而且由于经济部门与研究机构的联系向来很少，这一问题变得非常难解决。

（二）功能性。功能性指的是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与特定国家文化结构整合的可能性与整合的方式。过去很多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无关。根据这种思想，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只用来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传递信息、操纵机器。诸如此类的活动与文化领域是分离的。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新技术，至少信息技术不再是中立的了。首先信息技术何以出现与进化，其过程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密码；其次技术的使用无法在真空中进行，第三，技术的引进意味着创造技术的文化与接受技术的文化的相互碰撞。

在发达的工业国，能够获得新的信息技术的人正在大规模地增长，这一趋势表明每个人最终都能取得那些技术。而在依赖性社会，取得信息技术的机会受到重重限制，本国精英有可能利用新技术，保持其已有的社会地位与特权，至于信息民主化，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由此看来，无论是文化整合，还是弥合现已存在的经济、信息及权力的不平衡状态，新技术给拉美社会造成的后果都不容乐观。

（三）结构性重负。一国进口信息技术的同时也输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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