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快速改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高于美国，这会促使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到这个地方来投资、做贸易。最近两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加速，充分说明外商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当然由于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度还不高，这个积极影响还只能是间接的，只能发生在某些重要的领域。一是直接影响B股市场，因为目前这个市场虽然微小，但是是开放的，容易直接进入，B股市场应可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试验地；二是刺激外资对国内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国的国际并购资本流入增加，各类企业的并购、整合会掀起一个浪潮；三是推动国内券商国际化，通过国际资本入股投资使国内券商规模扩大，融资能力提高，经营改善，形成资本国际化和证券化互动；四是推动外资逐步进入金融领域，包括逐步为货币市场开放创造条件，努力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和互动。

    如何利用美国经济体和非美经济体的“景气交叉”机遇，加快发展资本、货币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要考虑的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是对需求政策的操作进行两方面的调整。一方面，在千方百计扩大对美的出口同时，应以主动性、进攻性开放精神，加快对非美经济体的开放步伐，通过落实多元化开放战略，逐渐减少对美国经济体的出口依赖，尤其要考虑扩大对欧、俄和其它非美经济体的开放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适当调整扩大内需政策的结构，在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绿箱”规则，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大力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支持农业的改造和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特别是在扶持弱势群体的同时，提高城乡居民中中低收入者的购买力，扩大中低收入群的最终消费需求。

    在投资需求方面，今年应进一步改善民间投资和直接金融投资的环境，其中重要的是，通过迅速建立一个立足于发展的资本市场管理框架，改善资本市场发展环境，促进全社会投资增长。近期的资本市场管理政策导向，可考虑以下几点：一是总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渐注意资本市场的动态，既要讲规范，又要讲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发展，使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稳中求进”；二是货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除了减息引导储蓄分流到股市外，还有通过允许机构投资者的正常融资进入股市，包括质押、二级市场全额配售新股等，在活跃二级市场同时加快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直接金融的基础；三是财政政策对股市的支持，包括降低印花税，对一些直接冲击资本市场的措施（如国有股减持、开设创业板等）应当慎重行动，首要任务是从法律约束、过程监管、市场环境上准备条件，以免市场过大波动造成经济和社会不稳定；四是发展机构投资者，除了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外，还可考虑银行混业经营中增加对证券业发展的支持，以及发展包括B股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外合作基金在内的基金体系等。

    搞活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建立互动机制，不仅是一项短期金融政策，而且是一项战略性宏观政策，因为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就需要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来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外国并购资本和投机资本，通过吸引这些国际资本来增加国内实体经济的资本供给，为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打下一个良好的金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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