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过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其直接标志就是提高了经济分析的内生化程度。但是，他们的理论往往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此方面内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彼方面的预见却又同现实大相径庭。他们的理论中，总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挥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沿用的分析框架扼制了其理论的生命空间。当你在新古典框架内左冲右撞总也找不见出口之时，你不妨因循杨小凯指点的途径前行，你会发现世界顿然变得开阔。无疑，新古典经济学是博大而精深的，也正是植根于这种博大精深，才有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天高云阔。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充足的养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二
　　阿罗称赞杨小凯将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其实就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内核，正是分工与专业化思想。但是，马歇尔却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分工问题。因为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前，处理古典分工与专业化概念的数学方法还没有发明。马歇尔于是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即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人不能选择其专业化水平，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即分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外生给定的。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厂商的存在也是外生给定的。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就从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框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参见Yang &Ng,1993）。而斯密、杨格、斯蒂格勒、科斯、张五常、杨小凯等人，则代表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们将分工等经济组织问题视为经济学之核心。
　　要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形式化，新古典边际分析不够用，我们要用到超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也并非天外来客。它既同边际分析有关，又不尽相同。贺学会和赵红军的文章谈到超边际分析时，都以为其只包括两步，即首先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求出其最优解；然后再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从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点解。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如果只有这两步，那么在马歇尔时代就完全可以做到。超边际分析不只包括这两步，他们忽略了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即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如果没有这第一步，则根本无从进行超边际分析。而且，对每个角点解进行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际分析。
　　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两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这在数学上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因此，在“两个人两种产品”的经济中，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6＝64。其中有63个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用公式表示就是23m－1。其中m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种可能的决策，1表示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23×3－1，共有511个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问题就出来了：如何才能从这63或511个甚至更多可能的角点解中找到最优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2种产品，我们就要逐一计算63个角点解的最大值，然后进行总收益－成本比较？在现实世界中，单个的决策者会根据他面临的特定限制条件来解决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正如赵红军提到，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超边际决策），但作为经济学家，关键是要将其纳入经济学形式化的分析体系。马歇尔显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这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理论界的难题，被杨小凯成功地解决。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假如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意味着专业化生产比自给自足生产效率更高）和交易费用，则一个人的最优决策决不会是同时购买和生产同一种商品，而且最多只卖一种商品，尽管他可以生产几种商品。简单地说，我们将这称为文定理，因为文玫（Wen ，1996）将这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的情形。文定理意味着，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少得多。目前，一个更强版本的文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也已被姚顺天证明。这就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有了文定理，我们就可以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比如2种产品有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情况，如果用文定理排除，内点解和绝大多数角点解就永远不会是最优。我们实际上只需考虑基于3种模式的3个角点解。第一种模式是，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都自给自足，没有交易行为发生。第二种模式是，专业生产粮食，用卖粮食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模式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卖衣物的钱购买粮食。也就是说，一个人进行决策时，只会选择这三种模式中的一种。
　　实际上，杨小凯教授为简便起见而在教材中称第二步为一个“给定角点解的边际分析”，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导，因为第二步涉及到很多边际分析不适用的角点解。他的本意是，如果你假定一个角点解中所有为零的变量都不在决策问题考虑之列的话，则第二步看起来就象是边际分析。严格地说，边际分析只能运用到内点解，而不能运用到角点解。但是，如果你假定一个角点解中所有为零的变量都不存在的话，则一个角点解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内点解。这样，对角点解的分析看起来就象是边际分析。比如，自给自足模式角点解的6个变量是：2种产品的自给量为正，而2种产品的购买量和售卖量各自为零（不加考虑）。这看起来就只是求最优自给量的边际分析。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之后进行的对不同角点解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是一个创新，因为经济学家在1950年代就已经知道这一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即使运用了非线性规划也是如此。但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不仅要用到非线性规划，而且内点解不可能是最优。角点解是一个通例而不是例外。
　　贺学会和赵红军等人认为超边际分析的第二步只是单纯的边际分析，原因就在于此。此外，他们之所以认为超边际分析只包括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因为杨小凯教科书的模型中大多数是由“两个人―两种商品”组成的经济，第一步排除不可能为最优角点解的过程并没有一一重复列出，书中的超边际分析大都是从第二步开始进行的，很多读者不会注意到第一步。而恰恰是这第一步，才是超边际分析中的一个重大技术突破。的确，如果依样画瓢对书中的模型进行求解，我们采用两步法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超边际分析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在一篇独立的论文中用两步法进行超边际分析，审稿人就会这样问你：为什么不对每个角点解，而只对少数几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两步法断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完整的超边际分析应该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可见，超边际分析脱胎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的威力要远远大于边际分析。哲人说过，天才与常人之间，只不过一纸之隔。在这薄如蝉翼的纸被捅破之前，人们被迫在漫长的黑夜中探索。尽管超边际分析亦非万能之器，但你至少可以借助它的光亮，走出眼前这片黑暗。 三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眼中，新古典分析框架固然有不少缺陷，其分析工具固然不足以分析经济组织问题，但它100多年下来形成的研究方法却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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