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场风暴。 


　　科技进步增加了投资风险。科技的快速进步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不确定性增强。一种技术、一个产品从发明到投资，到批量生产，最后到淘汰，周期越来越短。所谓生产能力过剩在很大程度是由这种超快速折旧的淘汰机制所致，这使得投资的风险增大。 


　　结论：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使得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不确定性加大，全球范围内生产过剩成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在这一大背景下，任何来自需求面的负面冲击都可能使这种危险变为现实，从而使世界经济迅速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这一判断指出了一种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因素正在形成并不断强化。根据本文分析可以预测，中国将来的贸易摩擦将有加剧的趋势，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何应对。  　四、扩大内需，刺激民间投资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判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失业的压力将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政策选择上，要从宏观和微观政策同时着手，双管齐下。 


　　以减税来刺激民间投资。宏观政策上，中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充分考虑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同特点和调整对象，以及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所做出的正确的政策选择。 


　　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种实施方式：一是采用赤字财政的办法增加支出，二是减税，或二者兼用。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扩大内需，所不同的是渠道。赤字财政的办法是加大政府的需求，是通过需求管理实现的。减税的办法是通过供给的渠道实现的，通过减税可以调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需求，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1998—2001年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属于第一种，对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回头看来，我国过去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有一些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政府在用赤字财政的办法增发国债、扩大支出；另一方面，税收的快速增加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虽然我们并没有提高税率，税收的提高主要是加强征管的结果，但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以来到1996年，我国的税收增长一直低于名义GDP的增长。1996年以后，税收增长远远高于名义GDP的增长(图2)。可以证明，在税收超过一个临界值以后，每增加一元税收对社会产生的成本大于一元，因为收税有成本，而且收税对企业和居民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每增加一元的政府支出，对社会所产生的福利小于一元，因为一般说来政府投资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而且支出过程中有挪用和损耗。
  
　　笼统地讲，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可能误导读者，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有预算内和预算外两块，二者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估计在22％—26％之间，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低。加上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公有经济向多元所有制经济转轨，目前政府所控制的资源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 


　　建议下一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以减税为主调。首先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利于刺激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 


　　进一步完善保护非公产权的法律法规。一般说来，在绝大多数竞争领域中，非公产权同公有产权相比在投资决策上更加谨慎，运作更有效。由于现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非公产权的这个特点也越来越重要了。目前消费需求出现了更鲜活、个性化的趋势，可能导致结构性的供不应求；非公企业更有动力和条件去发现这些较细碎的、新兴的甚至是尚待发掘的需求。 


　　2001年的前9个月，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固定资本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8．2％，集体和个人投资同比增长9．1％。目前民间投资相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者感觉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高，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多，缺乏安全感。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资本外逃看出来。世界上可能只有中国，在每年有相当规模的“资本外逃”的同时，保持持续高速的外商直接投资。不难发现，中国能成为第二大引资国其实跟“资本外逃”有关系，相当一部分“外逃”的资本是出国烫金，然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再投资回来，便可名正言顺地享受起外资的法律保护。如此种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私人资本在国内的产权保障仍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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