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 “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是名牌产品,翻译成英语Three 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在乍得、贝宁等地,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 Guns,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 ①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 off nor on.“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 ②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例如,英语中的armchair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软的椅子,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扶手椅”和“单人沙发”。 ③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例如,英语的black 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重点放在茶叶的颜色上。 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①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关于这点,可参阅前文的dragon和White Elephant的例子。 ②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③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所以,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往往由于文化差异,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这时,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参考文献: 关世杰 《跨文化交流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刘醒吾 《经贸英语口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李 平 《国际经贸英语教程》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王学文 《新编经贸口译教程》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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