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的目标。美国学校的外部环境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学校的围墙已经变得更加透明可视，教师和校长简直是在显微镜下工作。他们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境况。大量的外界事物涌入校内，过去完全是校外的天地现在已经移到了校内，并且每天都在教师的眼皮底下。而新环境又是如此的错综复杂，骚乱不定，如此的不协调一致，如此的无法预知；人们对它的发生又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时代又不断要求学校有上佳的表现，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因此从学校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基本上是一片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着大量要求的汪洋大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纷乱无序才是外界事物的固有特点。就拿地区性的政策来说，许多政策在尚未完全贯彻前就已经被新的政策所取代，而且某种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交叉重叠，各种政策又并不连贯衔接。但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支离分散，不连贯一致的特点，才是外界事物应有的自然次序。因此面对这全新的现实，教师和校长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调整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方针——既然我们无法控制海上的风，我们就来调整自己的帆。
　　研究者认为，要做到积极面对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具备“外向要素”，就必须培育“反直观”的心态。这是积极应对外界事物涌入校内的第一课。所谓“反直观”，就是我们不能老是看到种种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面。许多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在某些方面对学校的确是有威胁的，但它们对于办好学校却又是必要的。
　　至少有五种外部力量学校必须应对，并将之转化为可以凭借的优势：1、家长和社区，2、迅猛发展的科技，3、与当地社团，机构的联系，4、政府的政策，5、更广泛的教学专业。
　　1、家长、社区、教师和学生如果关系和睦，意见趋同，那么良性学习也就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和睦关系不存在，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派克·多伦在其著作里提出：校方要尽一切可能让家长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并且彼此协作，克服各自的“不自在感”。那些和谐发展的学校会凭借其内部协调一致的力量来找出它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把家长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会寻求、设计各种互动的活动来动员双方的资源为教学服务。
　　2、当今世界，科技无处不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科技的力量变得越强大，好的教师就越是不可或缺。科技导致了大量的信息，但它本身却不能带来教育上的智慧；特别是在认知科学方面，关于学习者应如何构架自己的知识结构来促成深层次的理解，科学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就是说，教师必须成为教育教学的设计专家。同时，新科技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利用科技力量，不仅在教室里使用高科技手段，而且还要与其他教师交流、分享他们正在学习的新科技。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通过加入社会辩论来搞清楚什么是科技成果的正确利用，什么是误用。
　　3、如果学校想要在这竞争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走出学校的围墙就意味着敢于培育新的教育评判标准，就意味着有信心来组建富有创新精神的联盟。人们早就注意到，学校里的优秀者未必就是社会上的成功者；而社会上、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却往往不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这种差距或许永远存在，但只要学校积极地与当地社团、机构取得联系，能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评价机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那些内部协调发展的学校是不易受到外部各种冲击的侵害的，因而对形成与外部联系的态度也更积极开放。
　　4、政府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责任制和对学校评估的政策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评估有内外两种尺度，说得更明确些，教师必须同时是外部评判标准的专家，而这些外部评判标准正在移向校内；他们还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外部的评判标准（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评判标准）来使自己清楚“我们正在干什么”。事实证明，协调发展的学校是外部标准的积极使用者。它们使用这些标准并使之更明确，使之融入自己原有的评估标准，并以此来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发展前景。它们想知道自己干得怎么样以便能确保自己的成功，或者使自己清楚哪些地方尚须努力，以便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5、最后，当前对教育发展的关切又将其他许多社会需求带进了学校。只有当大多数教师成为学习型社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时，大规模教育改革取得更大成效才有可能。卓有成效的学校把自己看作是这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会为自己的教职员创造持续学习的条件。不仅如此，它们还投身于与当地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或者干脆成为大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些学校支持教职员的进修，不放过任何进修的机会。但它们并不寻求在项目上占最大数量，它们也不热衷于教职员进修的学时是否最多；它们精选某些教改项目并投身其中，仔细地选择教职员的进修科目，通常只一、二个或稍多一些，并注重将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学校的实际。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教师”提供实验室，还十分重视引进人才，对招聘的教师有明确的标准。它们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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