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曾子发挥孔子的这一思想：“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亚圣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建议粱惠王让老百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粱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章句上》）虽然这是一项经济主张，但其中包含保护环境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粱惠王章句上》）这里，孟子告诫统治者，“仁民爱物”，重物节物，才可能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可见，孟子主张发展经济是和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的。《诗经·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②的说法，即对百神、河川和大山都要善待。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光有保护环境的思想，还记载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令的故事：“里革断罟”（罟即渔网）。说的是，有一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在每年夏天鱼类生长季节不能到河里捕鱼），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古制。里革不但把鱼网撕毁扔进水里，而且大声向鲁宣公宣讲古训：“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③,鸟翼榖卵，虫舌蚳（chi）蟓，蘩庶物也，古之训也。”④为了保护草木鸟兽鱼虫，使之繁衍生息，山上再生出来的树条不得再砍，水中未长大的水草不能割，捕鱼不捕小鱼，捕兽不捕幼兽，不能摸鸟蛋破榖卵，不能坏未成形的幼虫。这里的古训可以理解为就是法令，能以保护环境的法令制止君王的违法，说明古人对环境保护多么重视。

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山林河川若是破坏了，民众就被迫流亡，统治者也就统治不下去了。所以齐国宰相管子把自然保护提高到作为人君是否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一个条件：“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因为“山泽林薮”是“天财之所出”（《管子·立政》），“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管子·侈靡》，所以“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管子·国准》）管仲认为管制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季节时间开放，让人们充分利用其间的生物资源。“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管子·小匡》）管子还制定严厉刑法，“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管子·地数》）即便是皇宫贵人也必须遵守法令：“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管子·八观》他这是在告诉君王：山林虽然靠得近，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建造房屋皇宫必须有一定限度，封禁与开发必须有时间限制。管子保护环境的思想和措施是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的。管仲保护山林泽川的禁令是非常严厉的。可见保护环境必须以法律的手段来实施才可有效。

中国古代统治者还在生产管理上总结出一套把发展经济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的做法。荀子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产卵——引者）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物种的生死存亡：“川渊者，龙鱼之居地；山林者，鸟兽之居地”；“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仕》）。又说：“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荀子·王制》）。荀子尊重生态环境、重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被视为“圣王之制”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后来在历代统治者的法制中都继承下来了。例如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修筑驰道同时，道两旁种植松林，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规模很大。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发掘一批竹简，其中记载的《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秦律大意是，从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其他还有住在养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当然，制定了严明的法令，统治者若带头不遵守，也会成为一纸空文。秦始皇在破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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