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国家正在抓紧这方面的工作，有些省、市已提出了管理条例初稿，如辽宁省、江苏省及该省的无锡市等。

管理，是法制、规划手段的补充，法制、规划也可看作是管理的组成部分。管理的方法是综合行政、经济、科学手段结合运用的一种艺术，是环境保护最经常、大量、基本的任务。核心是加强环境保护方针、政策、计划的指导和协调。在贯彻“谁污染谁治理”的总原则中，还可视不同问题的性质和情况，采取“谁开发谁保护”、“谁排污谁负责”、“谁破坏谁受罚”等做法。治理应点面结合，考虑效益。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统计、申报、审批、监督、检查、奖惩的条例。

此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就可以控制程序上、手续上、关系上的混乱状况，就可能发挥环境保护管理的职能和作用，从而使乡镇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危害范围和程度大大缩小。

4.控制 面对乡镇企业这个特殊的对象，采取传统的、单一的处理措施是难于行得通的。从总体上实施“三同时”是可能的，但要求每个企业都实现“三同时”也是难于行得通的，但也不能因行不通面听其自然，放任自流。制定一套简易可行的合理控制系统也是当务之急。

我们在苏州工业污染源控制途径研究中，通过对能源、水源、物料的投入一转化一产出分析，提出了一套控制工业污染源的系统方法，将物料种类控制、物料单耗控制、流失总量控制、浓度控制及环境总量控制结合起来，治本、治源、治因与治标、治末、治果相结合。在乡镇工业的控制中目前全面推行系统控制有相当困难，若适当加以简化，有可能在乡镇工业控制中试行。如单耗控制、主要污染物流失总量控制、区域集中浓度控制及区域水环境总量控制，可以分别情况逐步实施。几十万、上百万家乡镇企业，家家都上一套处理设施是不可能的，但每个乡镇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集中起来进行处理显然是必要和可能的，经济上也是现实的，面且集中处理还可以与集中利用(能源、水源、肥源、其它资源)相结合。

如实现了以上控制的设想，大量的污染物就会消除在生产之前、之中或之后，还可以通过综合利用获得收益，处理后的废水、污水还可以资源化，同时基本消除农村乡镇企业的污染危害。

5.宣教 向农村决策者、各级干部、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及广大农民宣传、普及农村环境保护知识、生态知识及乡镇企业的控制和管理知识的任务，是一项十分迫切、艰巨而长期的任务。目前许多地区的广大干部只了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了解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所以，环境保护宣传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对策。苏州市环保局最近就举办了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学习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以上立法的执法、规划的实施、管理的执行、控制的实现，都离不开热爱环保事业的懂行人，所以，在宣传的同时，还要抓紧培训人才的工作，每个乡镇企业，每个乡镇都要有专人负责管这项工作，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群众监督网络，农村的环境保护才落在实处。

十年来的环境保护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大工业、大城市、大水域，忽视了小工业、小城镇、小水域，目前环境污染由点到面，由城市到农村的趋势已引起了决策者的重视，但要把环保工作的力量动员到面向农村还需作各个方面的艰苦工作。99％以上数量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其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力量可能不到10%，且在素质上差距更大，这个问题的解决，应列入环保工作《七五》、《八五》规划之中。

日本的前车之鉴应该记取，日本解决工业，特别是小工业的环境污染危害的经验更应认真吸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薛葆鼎指出：“去年(1979年)秋冬之交，我到日本参观访问，看了一些中小企业。他们在六十年代高速度发展带来严重公害之后，群众舆论哗然，政府进行经济干预，采取了许多技术诊断手段、情报交

流手段、低利贷款手段……促使几百万个中小企业的技术装备和生产管理基本观代化了。因此，也基本上控制了污染。他们的中小企业多数做到了‘小面精、小而专、小而变、小而洁、小而赚’。并没有因为治理公害而闹亏损。他们的企业结构、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保证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小企业既能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能在通过现代化改造后文明生产、文明生活。”

我们坚信，我国亿万农民能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创建乡镇企业的奇迹，也一定能够解决建设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把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得先进而文明。只要加强领导，加强组织，加强立法，加强规划，加强管理，加强控制，加强宣传教育，农村环境一定够能保护好、建设好。

参考文献

[l]杨坚白：“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五章，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南京日报：“去年我国社队工业产值巳达七百多亿”，1984年6月15日。

[3]云冠乎：“中国企业规模结构战略问题”，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九章，第243、245、246、249、256、258、259、261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4]中国农民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必须尽早采取措施控制农村工业污染”，1982年7月15日。

[5]曲格平：“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十九章，第4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6]薛葆鼎：“开展环境管理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的研究”，于光远、李超伯、薛葆鼎等著：《诺环境管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