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自豪到哪里去了？哲学家们是把这一结局作为人类的必然命运揭示给我们的。宿命，这一坚硬的逻辑，对于我们仿佛是无法选择的。但人不是物，具有精神的品位。于是人开始了反抗。宿命和反抗，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主题。纵观当今世界，人们的反抗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功利主义，一是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的反抗是幻象的，虚假的，其归宿只能是灰烬。虚无主义之为生命的反抗形式，那是不言而喻的，当功利的蛆虫忙碌于它的生活时，荒原在它的视野之外，荒原只对那些觉悟灵魂，才成其为荒原。生命在这个无法驻足的旷野漫游时，虚无作为无边无际的幽暗出现了，幽暗、冷漠只是一个背景，当生命剥落掉他一切的花枝叶蔓，在危岩陡崖上用冷笑漠视着这个荒原时，那才是虚无的反抗。
如果说一度谷文达对塞尚、毕加索推崇的话，那么，现在他认为杜桑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如果说一度他对形而上的艺术本体充满宗教般虔诚的构筑之心的话，现在他更关注的是将传统观念和形式彻底推到极端的破坏手段。谷文达选中了用文字来作这一破坏手段的媒介，从而使画面内容不是通过自然界的形象传达出来，而是通过文字传达出来。我们可以把这种追求看作是传统的中国画“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观念的扩充。但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谷文达将山水花鸟形象改为抽象的水墨团块或超现实的形象，将诗文的意境意义变为偏旁部首、错字、倒字、漏字的组合，摈除了文字的通常意义的表义性，而突出了它在形体上的肢解和分离，并使其与抽象的水墨团块保持造型上的整体关系。像《正反的字》、《错位的字》、《无意的字》、《图腾与禁忌》、《我批阅三男三女所书写的静字》、《疯狂的门神》等就是这一类作品，也是谷文达所说的“审美过程”的语言文字，是对于人类无法穷尽的大自然的“内在真实”的某种宗教般狂热执迷不悟的解释。并进而通过“直觉”、“坐忘”、“静观”而领悟到科学和理性所无法企及的宇宙的“内在真实”，也就是将相对接近于终极实在的权力让给了宗教式的直觉，但这只是在直觉与逻辑接近真理的程度上比较而言。在谷文达看来，人类根本不可能最终认识世界的本质，终极实在、“内在真实”根本不存在。他希望将悲剧与现实世界隔绝，并以自身的特殊性使欣赏者离开世俗经验，进入逼近崇高的彼岸世界的境界。所以谷文达心中的终极目的仍是宗教境界，从而使他愈来愈热衷于在破坏中创造一种超现实的环境艺术。西安展览后，谷文达作品的“反文化”、“反理性”色彩愈来愈浓，表现出一种宗教般的狂热激情。是的，在人们面对自然与社会难题，一时无法解决而显得软弱无力时，人们则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换句话说，在现实的苦难中，人们用宗教这一“幻想的太阳”来寄托生存的希望，用他们所创造的神代替他们去整治自然与社会。因此，走向神性的超越之路，展现为一种双重品格的精神，它决定了人类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承受着最大的痛苦和分裂，承受着最强的撕打和冲荡，历经虚元和死亡而能奋然超越的胜利之道。在人类的精神历程中，那声声旷野中的呼唤不时传来，苦难的世界之所以能闪耀出光辉的一面，实赖于这声声伟大的呼唤。
然而，我们时代的灵魂又是如此的脆弱，如此敏感，以至于艺术家们只会在自己身上咀嚼所谓“孤独的自我”。然而—个丧失了超越灵魂的孤单单的个人，无论他多么高妙洒脱，多么勇烈任性，也只能是些生活中的碎片或盲目的尘沙。人们的承受力是如此的弱小，自我的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损伤和失败，也会引起无限的感叹、悲伤和绝望。而在对破碎自我的咀嚼体验中，引伸出一些“新颖”的艺术形式，有观念性的，有纯语言性的，但是，没有超越的灵魂和内在精神，这些形式究其本质无疑仍是自然的，荒谬的，是对真正的艺术形式的最大的嘲弄和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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