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即直接表白信仰、叙述学说；一种是以纯粹含蓄的形式表现出来，亦即在作品中极力避免诉诸社会，而以暗中包含隐喻的形式再现。前者具有明确清晰的含义，艺术家对它有清醒的意识，观者对它的接受或拒绝也很清楚；而后者则是不自觉的，人们对它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作品不着意表现社会内容，不以有意招揽观者为目的，反而更能发挥作用。在暴露性艺术常常遭到排斥的年代，只有意识形态比较隐蔽的艺术才可以不受什么阻碍地通行四方。齐白石以那种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内涵的乡土乡情的描绘，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齐白石所描绘的一幅幅美景，似涓涓溪水流入社会，唤起人们对美好河山的珍爱，对田园风情的留恋，对侵略者暴行的痛恨。
　　豪塞尔说：“在艺术中，这种不直接表现观念意识的方式，不仅更为有效，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它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实际上当一种社会观点无法直接表现的时候，它就会创造出一种风格来。”②把社会观点转化为一种风格形式，显然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技巧。这不同于在一个政治纲领或一个政治宣言中直接表述社会观点。艺术家作为一种风格的代言人，不仅是社会的喉舌，也反映着一个社会阶层共同的内在需求。
美术批评家格林伯格（c·green berg）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以一种符号的形式显示出来。符号的变化预示着整个文化模式的变化。艺术家不一定刻意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只要把它的符号解构了就行了。就象印象派、后印象派解构古典艺术的三维造型体系一样，齐白石将传统中国画不可逾越的表现内容予以解构，破坏了它的仪式乃至制度，从一定意义上预示着社会变革的到来。他在《大白菜》一画上题道：“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这难道仅仅是在为“大白菜”鸣不平？当然不是！美术理论家麦克卢汉（m·mcluhan）说，前卫艺术预示着社会的变革，依靠它，我们可以尽早地发现社会的精神的危机和征候。艺术中这种征候往往走在社会前面，是社会将要发生变革的反映和表现。可见，齐白石的作品表达了以他为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不满，预示着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到来，其衰年变法隐含着对旧制度的解构，对新制度的呼唤。
　　齐白石衰年变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绘画形式、观念和社会形态的解构与重建有着不谋的暗合。所不同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过分追求形式的纯化，虽然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却脱离了社会、失去了大众；而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解构中注意继承，重建中侧重创新，不仅继承了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审美趣味，而且与社会命运紧密结合，有感而发。作品格调清新、趣味盎然，与颓废主义的无病呻吟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种解构与重建只有适应世界潮流、适应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才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离开世界范围内艺术走向大众这一背景，离开中国革命的现实，便无法显示其威力。

参考文献：

①②[美]阿诺德·豪塞尔（hauser. arnold）《艺术史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陈超南 刘天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