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形象。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好莱坞的不同片厂，有的配合战时宣传，为战争打气，也有的反思战争的残酷和非正义性，推出了一系列朝鲜战争影片：《钢盔》《刀出鞘》《决不撤退》《蜀孤里桥之役》《沙场壮士赤子心》《战争中的男人》《刻不容缓》《猪排山》《满州候选人》《主席》等，加上电视片有40部之多。朝鲜战争片一方面继承“二战”历史片的叙事传统：场面恢弘、史诗风格、叙事张弛有序，以特技营造战争写实的效果。但同时也自成风格，如敌方永远被置于远景或背景之中，中国军队在冲突中总是“不在场的在场”，即没有近景，却总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的逼近，更强化了恐怖、残忍的气氛。与好莱坞电影相映成趣的是，战争的另一方中国，也拍了十几部相关题材的影片。影响广泛的如《上甘岭》《奇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这些影片在处理敌方的叙事策略与好莱坞不谋而合，观众只看到模糊的美军形象。即使出现过短暂的美军近景，其形象也往往是滑稽、怪异、不中不洋，更像小丑。中国影片不渲染战争的恐怖，相反极力烘托革命浪漫气氛。显然，这类剧情片把宣传放在首位，不太注重写实。

　　华人形象变得正面
　　但无法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冷战结束，20世纪90年代年代美国迎来了亚洲移民大潮，华人进入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没有人再敢拍“福满州”式的中国人。传统好莱坞电影里中国人特有的神秘感和陌生感渐成过去。制片商在分配黑人角色的同时，也让影片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华人面孔。特别是21世纪好莱坞大举挺进中国市场，聘用华人明星可带来意想不到的票房。一方面在种族意识上，好莱坞片方在处理东方人形象时，变得谨小慎微，不敢出差错。另一方面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却不那么收敛，策略上更花样翻新。按照印第安纳大学沃瑟斯特罗姆教授的说法，美国大众传媒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新版的妖魔化中国：善良美好的中国人与邪恶的中华帝国，即把中国人与他们的国家对立起来。1997年中美两国关系曾出现转机，美国保守势力恶意攻击主张对话的克林顿政府。在当年3月24日《国民评论》的封面上，克林顿被冠以“满州候选人”的头衔，还配上一幅漫画：克林顿夫妇长了一副亚洲人的脸，斜眼、包牙。好莱坞也在这一年推出三部反华影片《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布拉德·皮特主演)、《达赖的一生》(Kundun)和《红色角落》(Red Corner，一部由李察·基尔出演的律师在北京身陷囹圄的故事），调调基本上是“坏政府，好人民”，所以拯救中国人的希望寄托在未来政治“民主化”或“西化”上。 沃瑟斯特罗姆得出结论，“黄祸”和“红祸”的幽灵从未被埋葬，新版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在中国形象的建构和重构过程中，美国华人与主流社会也有积极的互动。一方面华人移民奋斗成功，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华人形象也随之变得正面和积极了。另一方面，为力争进入主流社会，移民往往自觉内化为文化主流的思维模式，这时回望祖国，希望自己“神入”到旁观者的观察角度，中国在冷眼审视下变成一个有距离的陌生客体，而融入主流感也油然而生。这在北美经常举办的大小中国文化活动中，表现得很生动。如在“写真中国”纪录片双年展上，会感觉到有某种潜规则充斥着作品遴选和放映的全过程。展出的影片有相似的主题：中国人纯良、简单、向善，为基本的生存苦苦挣扎于水深火热。中国社会的压抑与个人的脆弱形成对照，无奈与希望苦涩地交织在一起。这既与北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也折射出复杂的政治格局和华人身份体认的复杂情感。银幕里陌生、荒芜、遥远的故乡，既唤起淡淡的乡愁，又见证着移民背井离乡的无奈。
　　“冷战”的幽灵仍在游荡，2007年7月联邦调查局在美国的中文媒体上刊出一则广告，要求华人配合调查局举报中国间谍，这下激起了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响。他们感到深深的屈辱，纷纷在华文媒体上诉苦：无论你对美国如何忠诚，无论在此扎根多少代，肤色和人种都没法让华人变成真正的美国人。你出门时，路人会问你从哪国来，中美关系紧张时，你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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