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呢?回到文章开头所讲的两部影片。
《哭泣的女人》让观众对人物不存在丝毫的幻想，这里没有脉脉含情，只有直截了当。让我们接触到了人的实在，她让人恶心，就像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也许能抛弃幻想，建立起对生存的真实感受。
《回家过年》中同样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色彩，张元让我们感到现代社会中宽容的重要，绝望的困境是我们生活的起点，也许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活得会比以前更好。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些许的宗教意味，如果走得更远一点，去除对女主人公道德美化的修辞策略，回家过年的罪犯原来就是十恶不赦的恶棍，那影片救赎的意味是不是会更浓呢?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何处才是立脚的根基?可爱的传统固然能博取观众的同情，但简单地回到传统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六代”电影怎样才能找到启蒙话语的价值资源，走出这个矛盾?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执着才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我们期待他们走出这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