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道德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按照富勒的分析，道德可以划分为理想道德和义务道德。前者是人们所追求的现实生活中应当存在的道德状态；而后者其实是要求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前种道德而产生的道德的义务。把道德规范内容进行分析，还可以划分出价值、原则、规则和感受及态度这四种层次。义务道德主要体现为规则和原则，而因何产生这种义务、这种义务的正义性体现主要由价值和感觉及态度这两个因素左右。不难看出，律师职业道德在道德分类中是一种义务道德，即如果有人达到这样的标准不会受到赞扬，但如果违背了则要受到斥责或惩罚。所以，律师职业道德不是公众心中向往的道德－－大众道德。如果认为律师要有高于一般道德的情操，那么就是对这两种道德的概念、范畴和作用产生了误解。

  正是因为律师职业道德不同于大众道德，所以二者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首先，律师职业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能高于大众道德。在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第二章中明确列举了律师应当遵守的九条总则性职业基本准则。分析九条条文的罗列，其中的根本目的体现在要积极维护律师的声誉，全面提高律师队伍道德建设水平，规范律师职业行为，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公众和社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条文的表述和认识，我们不难看出本规范要求律师在全社会中应当率先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众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是一般公众的楷模。原因在于：（1）律师的职业的工具就是法律，职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2）律师集团的构成上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群众更加熟悉法律和道德；（3）律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要和公众广泛接触，天然负有为其解决疑难、排除干扰、享受法律上的权利的义务。从这个层面上讲，律师职业道德是应当高于一般的社会大众道德水平，这也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

其次律师职业道德在某些方面还可能低于大众道德，这是最不太容易被公众理解接受的，例如：律师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尤其是刑事犯罪的辩护人，他的职业操守和参照系要求他即使有当事人犯罪的证据也不能主动向法庭提供；即使明知有罪，也要从无罪的基础出发为其辩护。这种情况恰恰和大众道德的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在这个价值取向上，律师对当事人利益进行保护的道德要求往往高于社会道德要求；而对对方当事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是低于大众道德的。这不单是基于双方契约的要求，也体现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此外，公众对此的误解还由于法制观念没有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伦理秩序和信念的体系，强调个体人格的发展同宗族社会伦理要求协调一致起来，它更追求实质的公正，排斥法律形式主义，进而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动摇法律在国家的地位。当代律师的工作突出表现在打破这种看似协调公正的实质正义，而为个体独立的人格发展创造环境，并运用法律形式主义来维护这种独立的、富有理性的法律关系。这就是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的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

2．律师职业道德追求鲜明的理性价值

  法律运行的特点在最大程度上排斥感情的冲动和任何恣意的决定。相对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区别体现为内在的、强制的理性因素。无论行为、结果及因果关系如何组合构成，都会发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法律后果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也正是这种理性使得法律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基于这种理性价值而工作的律师必然拥有理性的品格，体现为：（1）程序分化导致角色的特定。一场诉讼从开始就要为每个参加人确定位置，律师法定的位置也为律师确定了相应的心态。他不会因被害人的悲惨遭遇而心痛或因被代理人的发指行为而愤怒继而倒戈；更不会以中立的姿态如法官办超然于双方之外。相反，他还是会站在被代理人利益的立场上为其辩护，为其争取平等权利。（2）有意识的思维阻隔。在现代法制中，程序对案件的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律师在介入案件的时候，往往如外科医生手术一样，依程序对案件进行剖析。使人感觉理性的冷酷扑面而来，为的就是要淡化决定过程中得到的论证，利用理性思考强迫自己将先入为主的真理观和正义观束之高阁。（3）鲜明的形式理性。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是摆事实、讲道理。更确切地讲是摆证据、讲法理。一名成熟的职业律师往往会保持平和的心态，在诉讼过程中排除意气用事，通过形式化、专门化的法言法语把所有的喜怒哀乐凝结为程序进行中的辩论、推理、证明和决定。

艺术作品中的律师往往夸夸其谈、慷慨激昂、惩恶扬善，但艺术的加工和真实的生活却相差甚远。律师是有感情的，但律师决不会通过充分调动感情，以情代理感染听众；律师的辩论也可能是激情四溢的，但这种激情建立的基础永远无法摆脱理性的思维和冷静地思考。所有的结论归结在一起就是感情永远无法超越理智。

3．法律是衡量律师职业道德的唯一标准

  虽然在高教社出版的大学法律专业教材中只有刑法学提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其原则，但在我国司法界的各个运行环节这都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也只有法律这一个唯一，也可以说是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标准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想要真正理解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就要对法律、道德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加以甄别。首先，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道德以社会意志的形式出现，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为了使法律更加易于遵守和操作，法律规范的构成较之道德规范更加明确、精确和严密。其次，违反了规范的后果不同。这点区别在案件的诉讼中是十分明显的：违反了道德无需任何特定组织和特定程序的认定，人们就可以把违反道德的人和道德制裁直接相连，这说明用道德调节的方法是灵活的、普通的；而法律的程序性和确定性又是其不具备的，违反法律，追究责任一定要通过严格程序和法庭审理，用一句经典的法谚来表达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再次，调整人们的行的方式为也是二者的区别所在。道德的重点是通过单一的义务要求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法律却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义务双向为纽带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调整的对象和调整体系不同。法律较之道德以更加严谨的的法律结构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对其内心的动机却不慎注重，道德倚重要求人们内心善良以达到行为合力。以上四点构成法律和道德间的不协调：合法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合法。律师执业绝不可能和法律相抵触，尽管合乎道德的东西可能是合法的，但合乎律师职业道德的决不会是违法的。

真正区别法律和道德是不可能的，两者的阶级基础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级本质和服务的方向是共同的。法律贯穿道德的精神，道德对法产生公正性和公正程序的评价；道德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促进道德的完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辩证的得出结论 －－一名优秀的律师往往是一名道德高尚的人，一个道德败坏的律师也不可能会遵纪守法。即便如此，律师在工作中坚持的永远是法条主义而非大众道德。如果把拥有良好的大众道德说成是拥有社会正义感的话，那么无疑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在某种成度上抑制了这种正义感，也就是说这种抑制让大众对律师所遵守的道德标准产生了较深刻的误解。



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律师形象



（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分析了律师职业和律师职业道德产生“非道德”的原因，无论从司法实践中保持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角度还是从律师集团自身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职业环境，提高职业评价的角度上看，加强律师执业道德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