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限定于未登记之不动产。而《日本民法典》对于不动产取得时效却没有此限制，登记与未登记的不动产都可以适用取得时效，但对登记的不动产规定了较未登记之不动产更长的法定期间（《日本民法典》第162条）。笔者以为不动产取得时效客体应限于未登记之不动产。因为我们在论证一种制度合理性时首先应注意与已有制度的协调。对不动产以未登记为限正是考虑到与登记公信力协调问题。不动产登记便具有了对社会公众进行权利宣示的作用，此时财产的归属是明晰的，在此中情况下不存在“确定权利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正如史尚宽先生之所言“就他人合法登记之权利，如允许占有人因取得时效取得其权利或于其所有权取得限制物权，则徒增多登记与法律事实不一致，显与不动产之公示主义相反”[7]

（二）知识产品适用取得时效问题

知识产品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是与物质产品相并存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知识产品具有创造性、非物质性、公开性和社会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等了知识产品不能适用取得时效制度。

知识产品由于其非物质性即不具有一定形态，不占有一定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表现为认识和利用。”[8]这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占有具有多元性，可同时为多个主体所“占有”。而我们综观取得时效的历史可以看出取得时效的占有强调的是现实的掌握和控制，这与知识产品的“占有”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正是这个特性决定了知识产品不能适用取得时效。

知识产品作为精神产品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这种智力活动不同于机械的物质生产，需要更高的创造性，并且这种创造性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基础上所产生的，因此法律对由此产生的知识产品在赋予一定时期的垄断权利后即不再给以法律保护，使其成为社会的财富，即知识产品的社会性，这是法律衡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果。至于垄断期限的长短则因知识产品的创造性大小和与社会利益关系大小的不同而不同。如我国《专利法》第42条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均自申请之日起计算。”而对于取得时效的另一构成要件法定期限的经过而言，法律根据财产性质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期限，但有一个共性便是期限都比较长，如“《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取得时效期间有30年、10年和20年之分。其中30年为一般的时效期间，10年和20为短期时效期间。”[9]通过介绍可以看出二者的期限相近或重合，这也决定了知识产品没有适用取得时效的必要。

此外，由于知识产品无形性特征，若主张知识产品可适用取得时效则会增加权利人维权的难度，加重权利人负担，这样会严重挫伤权利人创新的积极性。鉴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知识产品不应适用取得时效制度。

四、取得时效的效力

取得时效的效力是指取得时效完成即具备法律构成要件后所产生的结果。总的来说，时效完成的法律效果为权利之变动，即原权利人丧失权利，非权利人取得权利成为真权利人。但非权利人取得权利性质却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罗马法将取得时效效力限定在动产与不动产所有权上，《德国民法典》延及以占有为要素的限制物权（《德国民法典》第900条、1033条），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将取得时效进一步扩张适用于所有权及以外的一般财产权领域（《台湾民法典》772条、《日本民法典》第163条）。英美法系取得时效的效力除了所有权外尚包括地益权和取益权。取得时效的效力范围虽然是有扩大趋势但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不能脱离本国实际，在“法的移植”中应注意“法的本土化”。所有权作为取得时效效力结果各国法律均承认，对再此不再赘述，仅就其他“财产权”结合我国实际作以探讨。

用益物权指权利人对物享有的以使用收益为内容的物权。用益物权受各个国家法律传统的制约显示出一些民族特性，我国建国后40年间，不仅在法理上否认了用益物权制度，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建立起用益物权体系和种类，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我国用益物权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主要类型有：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水资源使用权，这些权利的规定零散不成系统，但概括而言是对土地的各种使用权。从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来看，用益物权可以是取得时效的效力内容，但这里存在一个前提即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虽然有着诸多优点，但不可否认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即主体虚位。虽然有国土资源部以及各地方国土资源局行使着所有者权利，但并不能真正实现管理目的，并大多数的管理对象限于城镇土地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土地资源。这样若承认用益物权的时效取得，则意味着法律“鼓励先占取得”，那么其后果可想而知了。至于有的学者所谓的“取得时效在用益物权中的巨大价值功能”（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物的更为有效的利用），[10]笔者以为不然。首先我国独特的国情——人多地少，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或者说极少可能出现土地闲置的状况；其次，我国土地分级管理和独特的户籍制度（土地和户籍相连）也决定了不适合采用用益物权的时效取得。

至于知识产权是否可依取得时效取得，通过知识产品是否适用取得时效的论述可以看出显然是不可以的。因此，笔者以为就我国国情来讲，我国未来取得时效的效力应仅限于取得所有权，并作为物的取得方式规定在物权法中。

那么依取得时效取得的所有权性质如何，是完全的还是受限的。笔者以为是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所有权即完全的所有权。因为依时效取得所取得的所有权在民法中为物之原始取得，占有物上原有的一切负担均归于消灭，占有人取得之物为不负有任何负担的所有权。当然，“物上负担消灭并不等于说该负担归于消灭，原所有人并不因此而丧失负担的义务，该义务转化为其他义务，原所有人应就转化后的义务承担责任。”[11]如甲以一台电视质押于乙，丙因时效取得该电视所有权，则该电视不再为质押物，但甲、乙之间质押关系并为因此而消灭，甲应以等价物来代替质押物电视。

五、结语

取得时效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在各个国家的民法典中已有了充分的体现，同时民法理论的论证也为其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取得时效是必要而合理的。希冀本文对取得时效制度的研究能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陈华彬 《物权法原理》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2] 郝刚 《取得时效制度历史探源》 《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第12页

[3] 孙宪忠主编 《民法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285页

[4] 江平 《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 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 第408页

[5] 同[3] 第156页

[6] 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126页

[7] 史尚宽《取得时效之研究》《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上）五南出版公司1984年版 第98页

[8] 吴汉东主编 《知识产权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6页

[9] 尹田 《法国物权法》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3-234页

[10] 喻文莉 《取得时效之客体研究》 《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 第76页

[11] 吴高臣 《论取得时效》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昆明）2004年第3期 第36页

Some Thoughts About Making Prescroption

hao ran Xu

Abstract : Making prescroption is a kind of important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It is a resul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oods. Civil law of continent system have established the making prescroption system now. From the history of making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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