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侦查员不必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给予争议双方质证权，更不可能要求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发表主张，反之却以限制一方的人身自由为前提使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就同一个经济纠纷事实而言，是通过民事审判程序还是通过刑事侦查程序来查明，其程序、原则、标准等条件都是不同的，处理结论也极有可能截然相反。公安机关侦查员必须警惕在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由于公安权力对经济争议当事双方打击与保护的作用力方向相反，自然会形成有罪证据偏多的情形。民事审判程序中的证据之间如果相互矛盾而无法查明事实，审判员可以驳回原告的起诉，或依据证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由举证不能的一方承担不利结果。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出现证据不足犯罪事实无法认定情况后，如公安机关不能理智地依据“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撤销案件，必然堕入插手经济纠纷的泥潭。

在司法实践中，将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诈骗、将所有权纠纷认定为刑事侵占，这是公安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时常采取的两种主要办案形式。有分析表明，在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和侵占罪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这两类犯罪案件，在排除了故意插手经济纠纷因素后，最终被法院判决无罪的比例仍比较高。客观原因是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侵占犯罪与所有权纠纷的界限很难区分，立案标准难以掌握，取证难、查处难。主观原因是侦查员对经济犯罪的理解往往带有警察的职业思维习惯，对可疑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断定均倾向于有罪，不能以平常心态和公平观念进行衡量，因而与法官的最终判决不相一致。

因对政策、法律理解不清和主观能力问题而插手经济纠纷的，若在发现错误立案后及时自行纠正，可避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但办案人必须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一般说，只要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就会干扰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和损失。民事审判中根据证据认定事实的程序有严格的标准和限定，在刑事侦查中根据证据认定事实的程序却没有相应严格的标准和限定。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存在着可能滥用职权、非法认定事实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间，由此必须强化法律素质和业务本领锻炼，提高辨别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办案能力，增强判断处置的准确性。

二、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的根治对策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早已引起各级权力部门重视，公安部三令五申强调严禁插手经济纠纷。严肃要求公安机关不得随意超越职权范围，以查处诈骗罪为名，干预经济纠纷，替当事人追索欠款，从中提成牟利。禁止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法手段去插手经济纠纷问题。中央政法委指出，要把制止插手经济纠纷的问题，提高到反对腐败，维护党和政府形象，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高度来认识。 笔者认为，强化插手经济纠纷问题的根治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对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应该准确辨别

由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形成的市场经济领域内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必然增多，修改后的刑法规定了许多新罪名，涉假、涉税、职务侵占等大量案件的侦查权新交给了公安机关。新型经济犯罪案件情况均非常复杂，有的是专业型、智能型犯罪；有的是一般经济违法行为因“数额较大”、“后果严重”或具有“严重情节”等升格为经济犯罪的；有些经济案件相关人员拒不作证，账目、销售额、经营额及非法获利数额难以查清；有些经济犯罪的法律条文规定得过于原则和抽象，对于法条中的数额、后果及情节等法律没有具体的规定，案件定罪标准不好掌握；有些经济犯罪案件和民事纠纷案件交织在一起，办案人分清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难度加大。

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必须充分认识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性和办案工作的艰巨性，提高办案人的法律素质，不仅要熟练地掌握《刑法》，还要学习掌握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熟悉经济管理知识，掌握查阅分析企业账目等侦查技巧，提高办理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的水平，真正实现打击破坏市场秩序的经济犯罪同时避免插手经济纠纷。 如，每一位经济犯罪侦查员都要清楚了解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区别。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表现形式包括，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经济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者在履行合同中，一方有意违反合同的某项条款，使合同另一方遭受损失，从而引起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发生争议。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查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有无通过欺骗方法签订合同以图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要注意分析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有无采取欺骗手段，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违约后有无承担违约责任的表示或行动。

2、对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必须严厉惩戒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问题不解决，势必削弱公安能力，严重影响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大潮里的绊脚石。插手经济纠纷行为与公安机关“立法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完全相背，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警察腐败，办案者滥用警察权力，漠视甚至侵犯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必须依法严厉惩处坚决根除的社会毒瘤。

要从立案权力互相牵制和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各方面堵住插手经济纠纷行为产生的渠道，特别是要有胆识和魄力坚决清除为公安机关自身解决经费紧张问题而“为公”插手经济纠纷的单位违法违纪问题。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如在承办案件时接受具有利害关系的企业和个人的捐助和馈赠，就会对以后执法活动中的公正性造成潜在影响，有可能对提供赞助者的违法行为高抬贵手，难以秉公执法。在案件未由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前就接受捐赠，属于变相为案件定调，有可能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办理经济案件时接受捐赠还可能使公安机关形成执法偏爱，热衷于侦破那些有“感谢”、有“好处”、有“表示”的案件，破了案，社会反响好，自己也得利。对没“好处”、没“油水”的案件，故意推诿拖拉，消极怠工，这势必会导致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驱利”倾向，导致办案“向钱看”。 公安机关行使国家职权介入经济纠纷帮助企业追回损失而接受其捐赠，不利于社会利益的平衡，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加强公安机关能力建设的大忌。

综观《国家赔偿法》颁布后进行错案纠正依法赔偿的办案实践，公安机关真正纳入赔偿程序的插手经济纠纷案件非常少，而对错案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和经济追偿的更少，错误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与错误办理刑事犯罪案件在社会上造成的反响和引起公安决策者的重视程度都有很大差距。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屡禁不绝，不能不承认与责任追究未真正落实有关。有的插手经济纠纷案件造成被害人巨额经济损失，将扣押财产错返给纠纷另一方无法追回，长年超期羁押的当事人最终被法院宣判无罪，无论后果多么严重都对承办人及其主管领导任职和升迁毫无影响。对错案办案人不予任何处理实质上就是放纵类似行为继续发生，在执法者自身理性素养和法律意识尚不能约束其不涉足违法违纪领域时，更不可能幻想其自我感悟自责不再危害他人，只能即希望于组织施与的严厉而痛苦的外部惩戒刺激来进行行为修正和经济弥补。

3、对插手经济纠纷行为可以依法诉讼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难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