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方面，间接实行犯实施了利用他人行为来实行犯罪，被利用者实施的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间接实行犯的行为与犯罪结果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根据犯罪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将少数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统一起来，便是间接实行犯质的规定性，也是间接实行犯特殊的犯罪构成及应当完全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

但是，间接实行犯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例如，在身份犯的情况下，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能实施间接实行这种犯罪，但是可否利用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而成为间接实行犯呢？对此，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肯定说，认为一切犯罪都可以成立间接实行犯，没有身份的人利用有身份而没有故意或无责任的人实施犯罪而成立间接实行犯。二是否定说，认为没有一定身份的人，即使利用有身份的人实施犯罪，其自身也不能成立犯罪。三是折衷说，认为以一定的身份为成立要件的犯罪，无身份者对此可否成立间接实行犯，应视身份对于犯罪的性质而决定。凡依法律的精神，可推知该项处罚规定是专门对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而设的，则无此身份的人不能成立为直接实行犯，也不得成立间接实行犯。反之，以身份为要件的犯罪，其身份仅为侵害法益事项发生的要件的，则无身份的人仍可利用有身份的人完成侵害法益的事实，而无妨于犯罪的成立，应认为可以成立该罪的间接实行犯。肯定说和否定说不适当地扩大和缩小了间接实行犯的范围，是不妥的。笔者赞同折衷说。就保险诈骗罪而言，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其主体一般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那么，不具备这一主体资格的人可否利用有此身份的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单独构成保险罪呢？笔者对此持肯定回答。该罪的主体身份并不是由保险诈骗罪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于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定身份。无身份的人仍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关系侵害保险制度和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也许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对我国现行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作出限定提出异议。“从理论上说，保险诈骗罪完全有可能由一般主体实施，而且一般主体实施或者特殊主体实施在行为的客观表现，行为人的犯罪恶性以及对保险业的危害等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也就是说，只要是利用保险合同关系诈骗保险金的，不管是什么人实施，其性质是一样的。” 由此，笔者认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主体资格的人，可以通过没有故意或无责任的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成立该罪的间接实行犯。

四、行为个数的判定：行为人实施了放火和诈骗保险金两个行为

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牵连犯与间接实行犯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实施了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关于行为一个性的判断标准，有如下几种学说： （1）主张根据自然的观察来认定；（2）主张根据社会的见解来认定；（3）主张以构成要件为标准来认定。上述诸说，第一种观点很少被采用。由于自然的意思活动在社会的意义的关联中，受统一的评价，自然意义上的一个行为在社会观念上能认为是一个，所以主张结合第一和第二种观点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见解也受到了批评。认为舍去构成要件的观点来决定行为的个数，在这一点上是有疑问的，即认为是观念的竞合或者认为是并合罪，不应当离开对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评价来考虑，而应当根据其构成要件的评价与“科刑”的均衡这一观点来决定。因此，山中敬一据此概括起来说：“认为是以自然的，社会的判断为基础，而且加以从构成要件的观点所作的规范判断的综合判断，应当说是妥当的。”马克昌教授也认为综合上述三说的综合说，“看来是比较可取的”。 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在想像竞合犯的情况下的一个行为，与触犯数个罪名相关联，因此还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的理解。

根据综合说，在想像竞合犯情况下的行为在构成要件范围内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合问题。这就会产生在怎样的范围内重合被认为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对此，理论上有四种学说：（1）主要部分合致说，或称主要部分合体说，认为符合数个构成要件的各自然的行为至少要其主要部分重合；（2）一部分合致说，或称一部合体说，认为只要在任何一点上重合就够了；（3）着手一体说，或称着手合体说，认为在实行的着手阶段各个自然的行为要一体化；（4）分割不能说，认为必须实施一种行为不实施另一种行为是不可能的，分割开来就不可能来考虑。上述诸说中，一部分合致说过分的扩大了一个行为的范围；着手一体说要求着手时间一致，则缩小了一个行为的范围。而分割不能说的判断标准暧昧。尽管主张主要部分合致说中的主要部分是什么，怎样的范围欠明确性，但该说是最妥当的。马克昌教授认为，“主要部分合致说虽然什么是主要部分有不明确之处，但在实际中一般是可以认定的，因而与其他各说相比，还是当以此说为妥。”

根据主要部分合致说，判断所涉数罪名的行为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就要看其构成要件的行为在主要部分是否重合。例如，以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在这些情况下，放火罪和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大部分是重合的，杀人的后果是在放火行为过程中同步完成的。行为人尽管有方法或结果，但这些方法或结果均不是独立的行为。又例如，行为人以伪造证件印章的方法，诈骗他人钱财，由于伪造证件印章的行为与诈骗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交叉或重合的关系，而且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

本案中，行为人实施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构成放火犯罪，但这一行为充其量只是骗取保险金的预备行为，因为，对于保险诈骗罪而言，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开始实施索赔行为或者开始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本罪的着手。 放火行为只是为骗取保险金制造了条件，而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要行为。如果认为本案中行为只有一个行为（即放火行为，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被放火行为吸收），在汽车公司缺乏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则无法解释保险公司被诈骗的事实，也无法说明行为人诈骗保险金的故意与放火烧车这一行为之间的主客观偏离的矛盾。结合想像竞合犯的概念，认为行为人只有一个行为则会出现逻辑上的两难：如果说放火是保险诈骗犯罪的方法，则必须在承认保险诈骗罪的前提下，放火仅仅是一个方法，而非相对独立的行为，这与想像竞合犯情况下定放火罪相矛盾；或者说行为人主观上想放火而造成了保险诈骗罪的结果，也即是保险诈骗只是放火罪的犯罪结果，这与案件事实和刑法理论相悖的。

那么，本案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行为呢？笔者持肯定态度。首先，王某基于诈骗保险金的犯罪意图和根本目的，实施了放火烧车的行为，并通过汽车公司的索赔行为从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根据间接实行犯的理论，汽车公司的索赔行为对王某而言具有正犯性；其次，放火烧车的行为与通过汽车公司骗取保险金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数行为，且分别构成了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最后，放火烧车的行为对于诈骗保险的行为而言是方法行为，两者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

五、结论：牵连犯的成立与处断

根据以上的分析，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在实施放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后，向汽车公司谎称汽车被人烧毁，通过汽车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致使保险公司财产的损失。前者是方法行为，后者是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触犯了两个不同罪名，属于牵连犯。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牵连犯的概念及处罚原则未作规定，但这种数罪形态因数行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际上客观存在。尽管刑法理论上对牵连如何处理存在分歧， 但目前公认的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即按数罪中的重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并不排除刑法另有规定。即是说，对某些牵连犯如刑法明文规定要数罪并罚，还是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保险诈骗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数罪并罚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根据这一规定，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