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才可确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问题。原则上讲，国家对公民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标准”是国家已经侵害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侵权造成同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相当或更严重的侵权后果时，国家才可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凡是对低于此“基础标准”的侵权损害后果，则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后果的赔偿责任，比如对国家只侵害公民的财产性权益的行为。尽管对某些人而言，失去了财产比要他命还重要，会让其在精神上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身与货孰轻”，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还是人身自由或生命权远高于财产性权益。在具体实施或执行过程中，国家还可以根据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身体健康、人格名誉等所实际遭受侵害的程度，对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不同等级的大致标准，并且还应当大大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实际数额。



六、有没有更好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方式？

也许人们会担心，若国家对其侵权行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太重、国家赔不起的后果。有没有一种比较理想且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本人曾在《关于建立国家损害赔偿保险基金制度的初步设想》一文中提到将社会保险和基金管理制度引入到国家损害赔偿制度中去的设想。本人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让每位代行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平均每人每月拿出五元钱去投保公共职业险（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职业侵权风险系数核定）、让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或执法部门平均每家每年交纳一万元的的执法公正保险金（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执法侵权风险系数核定），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用于国家赔偿的资金按目前的国家赔偿总额计算即便是再增加二十倍也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让国家公职人员去投保公共职业险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担当国家公职的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代理人，它们的工作性质是代表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行使公权力。国家侵权实际上国家公职人员的侵权。每个担当公职的人员是要从国家（国家的钱即是纳税人的钱，也是公民的钱）领取工资报酬的（包括获取各种荣誉、地位和自豪感等），也就是说，其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有偿服务，而且其担当国家公职是一种自愿行为，从契约角度讲，其必须提供与其获取工资报酬相应的正确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优质服务，至少不应是低劣的侵权服务。从社会职业角度讲，从事国家公职与其他社会职业（比如医生、律师等）没有什么区别，让其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可能产生的侵权损害后果去投保公共职业险没有什么不应该的理由。



我们无须再多言些什么，因为我们对国家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已经表述的比较清楚了。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精神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与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比，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更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比较好的赔偿实施办法也是有的，关键是看代行国家意志的人有没有决心去推行而已。





        2006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