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在于，第一：加重对损害行为的惩罚力度，而不仅仅是按照实际损害来给予赔偿；第二：由该国组织恢复重建工作，尽管已无法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但于该地区总算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弥补。通过长期的环境治理工作，时间已经证明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无益的。

　　因此，尽管面对着这许多保护环境的公约、条约，我们仍然毫不乐观。毕竟，这样的法律还无法很好的起到保护作用。赔偿只是补偿，如何建立起一种真正能够对环境进行可持续性发展、规划及利用的法律已经迫在眉睫。

　　2、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实施、监督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与国家责任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不履行甚至违反其依国际环境法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就得为之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法如得不到实时，各国没有切实履行其环境义务，各国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不能实现，那么，国际环境法就不过是一纸空文。

　　同时，国际环境纠纷问题通常需要迅速的解决，纠纷的持续往往会给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环境纠纷本身常常包含不确定的科学和社会经济因素，他们不仅涉及到国家的主权权利，而且经常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国际环境法的特殊属性的体现。

　　由于国际环境保护制度很多是通过框架公约加上实施公约的议定书而形成的。在这些制度中，有效力的规范常常会随着对环境现象的科学认识以及各国间合作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缔约国在发展这些规范是一般会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以便公正的平衡缔约国间的不同利益。通常，缔约国定期举行会议，各国有义务报告本国实施公约的情况，并相互进行审查。在这方面，非政府的环境保护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虽然不是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但其在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989年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七届成员国大会关于提高非洲象的保护等级的一场争论就是非政府组织影响环境条约实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实施国际环境法的途径中有一种情况涉及到了比较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即当国际不当行为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造成损害的时候，谁有权利或资格以全人类的名义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致害方提出权利要求的问题。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从1986年起禁止商业性捕鲸行为，但日本以科学研究为由来掩盖其商业企图，从1987年以来一直捕杀小须鲸，去年（2000年）7月份更宣布计划增加捕杀行动。对此，国际社会的一直表示强烈的抗议，国际捕鲸委员会、各环保组织虽然曾力图阻止日本的捕鲸作业，无奈缺乏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收效甚微。日本之所以多年来一直肆无忌弹，正是因为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对这种超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损害的权利要求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多数环境条约只是一般地要求按条约的条款解决争端，更有环境条约明文规定不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

　　国内环境法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国际环境法则没有一个公认的国际权威或国际强制力来保证它的实施。

　　“目前，国际环境法尚未承认一国享有代表国际社会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国家提起类似于国内法中的集体诉讼的权利。”⑦这就使得像日本这样的一些为了本国利益而不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家得以逍遥地进行的破坏行为。无法定则无拘束，无法定则无保护。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在这方面完善立法，因为从保护全球环境的角度看，这项权利最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前提是，它必须是一项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根据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一项可以被少数国家用来限制别国的发展和为本国谋取私利的手段。

　　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抉择关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长在《21世纪议程》的序言中指出，“而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功。全球携手，求得持续发展。”我们已经欣慰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污染防治公约、条约被签署，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但这些公约、条约在实施和监督执行时却仍在遭遇许多挫折。毫无疑问，当一桩桩污染环境的“罪行”发生时，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当享有制止的权利，只有这项权利得到承认并被广泛的行使，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监督执行的机制，才有可能阻止某些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环境进行破坏，也才有可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中

　　的地位、作用及其应承担的义务

　　1、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是各国的共同任务，但发达国家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从历史上看，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由于无视对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得益于某种潜在的补贴，而由于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为，发展中国家现在已不能选择成本较低但对环境危害较大的发展模式，即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再以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作为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目前寻求发展的道路必将是更加艰难和高昂的。

　　今天，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水平来讲，发达国家的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仍然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应当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提供新的额外资金并以优惠条件转让对环境无害的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自身环境和参与保护全球环境。而这些并不是基于他们的慷慨或恩惠，而是代表了发达国家对人类环境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付出的成本。

　　发达国家的这一义务，得到了大量国际文件和国际条约的确认，并也为发达国家所承认。正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公约》中第7项原则所提到的一样，“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

　　2、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发达国家应承担义务的问题讨论

　　尽管发达国家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仍有一些发达国家背弃各种国际公约、条约，为了本国利益而公然违背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严厉指责。

　　美国总统布什日前明确表示美国将不会执行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这一表态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各国对美国破坏国际社会重大环保努力的举动表示强烈不满，对美国新政府在一些重要外交领域推行不顾全球利益的单边主义的倾向深表担扰。

　　为落实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已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都试图减少自己为减排温室气体在经济上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又尽力推卸责任，试图让发展中国家也承诺具体的减排指标。

　　布什政府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根本上还是从美国的经济利益考虑。布什在为其决定辩护时毫不隐晦地称，美国目前需要解决自己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增长放慢问题，过多的保护环境的规定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因而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此，欧盟、日本等各有关方面反应非常强烈，认为美国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凌驾于全球环保事业之上未免太霸道和自私自利。

　　专家指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主要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发达国家目前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京都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