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例并被接受为法律的那部分国际习惯法，它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种“法源”或“法的渊源”。例如，关于法院管辖权或程序法规则方面的惯例，虽无直接的肯定性规范，但却存在这样一个限制性规定，即国家在行使立法或司法管辖权时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超越了，其立法或司法行为或判决都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未经其他国家的明示或默示，一国不得审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案件。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管辖权与程序法规则的重要性已不必重复。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些领域尊重国际惯例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现行法律对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可以适用的情况。在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票据法》第96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其二，不能适用的情况。对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则一概不能适用。其三，在诉讼程序方面，至今未规定在必要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们认为，这个空白应予填补。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对涉外民事诉讼规则应加以具体规定，增加在必要时可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

　　第三，应加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1972年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一个重要公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我国至今还没有参加。学术界大多数的观点是，我国现阶段加入公约的条件还不具备，主要理由是：我国产品质量法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差距太大，而公约的规定对发达国家较有利。如公约对法律适用问题规定为适用被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及损害发生地法。在因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诉讼中，适用被害人国家法，往往就是发达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又十分严厉，如此将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在我国尚未加入WTO阶段可能成立，但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传统的观点和做法，至少存在以下两个不利因素。其一，不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产品的生命力来自质量，受市场竞争考验。没有压力和刺激（包括对产品质量的惩罚机制），很难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更不用说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不过关，最终仍然影响对外经济贸易。靠法律上或政治上的保护，只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并不是长久之计；其二，不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从各国立法来看，有关调整经济领域的法律，尤其是反应市场经济特征的法律，比较容易统一或大多趋向一致，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陆续加入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尽管目前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水平与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也反应了我们对经济规律的重新认识。中国要加入WTO，进入世界市场是势在必行的。因此，在经济领域引进市场经济法律，推行竞争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加入公约可以促使我国的产品尽早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公约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比较合理，兼顾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兼顾到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例如，公约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抛弃了单一的法律适用原则，代之以多连接点的重叠和组合，并设计了一些限制条件。公约对确定产品责任准据法的连接点共有4个：1、损害发生地；2、直接受到损害者的惯常居所地；3、被告的主要营业地；4、直接受到损害者取得产品的所在地。除此之外，公约还规定所适用的准据法一般应符合两个连接点同时重叠的要求。例如，以损害发生地法为准据法时，还应该满足：该地必须同时也是直接受到损害者的习惯居所地，或被告的主要营业地，或直接受到损害者取得产品的所在地。这种连接点的组合可以使法官针对不同的案件作出合理的选择，以寻找最合适的法律适用。

　　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公约在法律适用中设定了一些限制。如，为了保证被告不受不可预见的或不公正的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规定：如果被控负有责任的人证明他不可能合理地预见该产品或他自己的同类产品经由商业渠道在该国出售，则根据第4条、第5条、第6条规定的伤害地所在国法和直接受害人惯常居所国法均不适用。公约还规定，不论适用何国法作为准据法，都应考虑产品销售市场所在国家通行的有关行为规则和安全规则，并允许所在地法院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对所适用的有关国家的规则进行选择。这些特点使公约加入国能比较好地处理跨国产品责任案件。考虑到公约的上述特点，笔者认为在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的同时，应尽早加入该公约。

　　华东政法学院·林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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