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侵权行为；妻子的扶养请求权应适用夫妻财产法上的规定还是夫妻身份法的规定；无人继承的财产，财产所在地的国家是以法定继承人的资格还是依物权法上的先占原则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禁止配偶间互为增与的规定是婚姻的一般效力还是财产法或合同法上的问题。[6]对于这些问题，法院只有依据一定的标准解决识别冲突，才能正确地适用冲突规范，援引合适的准据法来确定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 、识别的依据

　　如何解决各国在识别中的冲突，在国际私法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期间，各国学者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方法，归类起来主要要有以下几种：法院地法说、准据法说、分析法学和比较法学说、个案识别说、折衷说以及二级识别说。

　　主张只依法院地法作为识别依据来解决识别冲突的是德国学者康恩和法国学者巴丹所提出来的。也是较早出现的解决识别冲突方法的一种，并得到许多国际私法学者的支持。该说主张除了动产与不动产性质的确定应依物之所在地法识别外，其他方面的识别应依法院地国家的实体法进行识别。其理由主要有：首先，冲突规则是国内法，其使用的名词或概念只能依其所属国家的法律，亦即法院地法进行解释；其次，由于法院熟悉自己国家的法律概念，依法院地法进行识别简单明确，不需要外国专家的证明。另外，识别是适用冲突规范的先决条件，在没有解决识别冲突之前，外国法还没有获得适用。因此，除法院地法以外不可能有其他法律作为识别的依据。此说虽然简便，符合国家主权原则的要求，但也存在缺陷。一概依法院地法进行识别，有可能导致有关的法律关系本应适用外国法的却得不到适用，而本不应适用外国法的却适用了外国法。而且，当法院地法中无类似外国法中特有的概念时，则识别无法进行，问题的不到解决。

　　准据法说为法国学者德帕涅（Despanet）和德国学者沃尔夫（Wolff）所倡导。他们认为，用来解决争议问题的准据法，同时也就是对争议问题的性质进行识别的依据。如果不这样进行识别，尽管内国冲突规范指定适用外国法，结果也等于没有适用。[7]其主要理由是既然法律关系的所有方面都依准据法的规定，那么对识别问题也应依准据法，这样可以避免因对冲突规范识别不准确而导致歪曲适用法律；另外法院地国家的冲突规范指向外国法时，即意味着承认外国法的效力，若不按该外国法识别，就意味着损害了外国的立法权和司法权。该说看起来是解决识别冲突最理想的方法。但追随这一学说的学者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该说陷入了循环论，因为识别的目的在于寻找准据法，也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究竟适用何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是在识别之后才确定下。而此说则要求先用准据法来识别，难免使自己陷入逻辑的恶意循环，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识别问题，德国学者拉沛（Rabel）和英国学者贝克特（Beckett）则主张应用分析法学和比较法学的方法来识别。他们认为国内冲突规范所使用的概念和实体法中所使用的概念常常是相互独立的。识别应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寻找出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认识或普通性的法律概念，并以此作为识别的标准和依据。这种主张在以往的实践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各国法律千差万别，具有普遍的共同概念并不多，无论多么渊博的比较法学家和多么有深度的分析法学家都只能发现各国法律的歧异，却不能消除这些歧异除非改变各国的法律本身，而将各国法律的内容协调一致完全统一，也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已（至少在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个案识别说为前苏联学者隆茨和德国学者克格尔（Kegel）所主张。他们以为对于识别问题不应采用统一的解决方法，而应根据不同的案例分别按照不同的法律标准去解决。因为识别归根到底是一个冲突规范的解释问题，法院在适用冲突规范时，就应当根据规范的目的，对不同的涉外民事案件采用不同的标准。如果法院地法与冲突规范的目的相一致，就依准据法进行识别，对于该说有学者批评道，这种方法太灵活、漫无边际，与法律能为人们所预知才能确保权利安全的要求相矛盾。是一种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其本身并没有解决识别问题，只是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引起识别制度的混乱。[8]

　　针对以上个学说之利弊，加拿大学者福康布里奇（Falconbridge）试图在依法院地法识别和依准据法识别之间寻找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该说主张，法院在最后选择准据法之前应当进行一种临时的识别，对于任何有可能得到适用的法律规范，法院应该从上下文的联系上考虑那些规定，从他们的一致结论中决定应当适用的冲突规范和准据法。英国法院在1945年审理的科恩案（Re Cohn）时采用了 这种方法。[9] 此说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斟酌后就会发现，它只有在所涉及国家的法律对同一事实识别一致的情况下才有效。如果有关国家的识别不能获得一致，仍不能解决问。

　　随着对识别问题研究的深入，于是英国学者切希尔（Cheshire）、罗伯逊（Robertson）主张二级识别说。他们认为，识别是一个思维认识过程，可以将它分为“一级识别”和“二级识别”两个阶段。“一级识别”是“把问题归入到适当的法律范畴”或“按照法律分类对事实加以归类”：“二级识别”是“给准据法定界或决定其适用范围”。两者的区别在于：“一级识别”发生在准据法确定之前，必须依法院地法识别；而“二级识别”发生在准据法选定之后，要依准据法识别。这种理论遭到了英国学者戴塞和莫里斯的反对，后来也为罗伯逊和切希尔所抛弃。莫里斯认为“完全可以说‘初级识别’和‘二级识别’的区分是不真实的、人为的，而且会导致武断的结果。”[10]如我国学者所说的一样，所谓“二级识别”，实质上就是对外国发的解释和适用问题，与其说是识别问题，不如说是外国法内容的查明问题。对于“二级识别”说，笔者认为，首先，它是毫无意必要的。因为当所谓的“一级识别”完成后，与冲突规范有关的概念其含义已经明确，该冲突规范所援引的饿准据法也就确定，也就意味着识别冲突得到了解决。此时又何需再次识别？其次，“二级识别”会导致侵犯别国主权，是非法的。一国的实体法是内国法，它是独立于冲突规范以外的法律规范，只能依照制定该法律规范的国家法律观念对其进行解释。如果用另一国家的法律作为标准去解释它的含义，蘅量它的正确性，这显然有悖于该国家主权和司法独立权。另外，“二级识别”要求法院对相关安放了事实进行两次识别。如果“一级识别”与“二级识别”不一致时，此时应当如何抉择？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纵上所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识别方法。分析比较以上各种学说，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缺陷。在各国的立法与实践中也予以不同程度的接受。

　　三、我国的立法与理论

　　识别的依据问题，不但在理论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在实践中各国也大不想同。一国法院在处理国际私法案件时，应该从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保护民商事关系的稳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便利案件处理的目的出发来确定识别标准。从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来看，一般有以下原则来解决：条约对有关问题有明确规定时，依据条约之规定进行识别。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原则上依法院地法进行识别。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如果在法律诉讼中对于事实或关系性质有争议，应当根据匈牙利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概念决定适用的法律。”但在主张法院地法作为识别依据时，也承认以下例外情况：（1）对于某物为动产或为不动产的识别，应以物之所在地法为识别依据；（2）某外国法是不是当事人的本国法，应以该外国的法律为依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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