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基础的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深化改革、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些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不断在进行着相应的改革，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实行政企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市场的监管；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符合国际惯例的外贸、外汇和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初步形成；改革政府机构，精简工作人员，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也还存在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以加入WTO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加快步伐，加大力度，从外延上和内涵上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据此，政府机关行使职权，应该力求做到：一不越位，决不要再把那些政府机关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揽在手里；二不缺位，该由政府机关管的事情就要把它管住、管好；三不错位，政府机关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四不扰民，该由政府机关管的事情，只要能把它管住、管好，办事手续越简便、越透明越好。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今后的立法工作和执法活动中，需要认真研究、妥善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已经证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经济活动才能富有活力，提高效率，更快地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又要看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就存在着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在宏观环境、公共利益等方面，市场就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府的责任和作用。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需要政府担当起应负的责任，把职能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并且转变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切实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问题，为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宠观环境。即使那些需要由政府管的事情，政府也要尊重客观规律，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二是，“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在立法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行政权力同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关系。按传统法学概念说，行政权力属于“公权”，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属于“私权”。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上，原则上讲，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其派生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的。但是，政府机关一旦取得行政权力并对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这种权力，它就居于“强者”地位。因此，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主要方面应该是对权力加以规范、制约、监督。也可以说，实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确保一切政府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防止滥用权力。在一般情况下，“公权”不宜介入、干预“私权”的行使。当然，“私权”的行使也是有条件、有规范的。如果行使“私权”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公权”就应该介入、干预，实施监督，予以处理。对政府机关来说，权力与责任应该统一；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来说，权利与义务应该统一。在立法工作中，在赋予有关政府机关必要权力的同时，必须规定其相应的责任，规范、制约、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在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同时，应该明确规定其享有的权利，并为保证其权利的实现规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三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关应当不断扩大并保障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实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我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为了实现社会公平，需要通过立法，对市场主体的活动规范、行为准则作出明确规定，使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同增加社会效益结合起来。因此，在立法活动中，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允许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就应该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四是，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的关系。为了创造全国统一、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政府机关对市场主体依法实施必要的监督管理是不可缺少的，其手段通常分为事前监督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行政许可即行政性审批属于事前监督的管理方式。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合理配置资源，设定行政许可、进行事前监督是必要的。但是，事前监督管理方式难免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且成本高、效益低，需要慎用。从行政管理的成本与效益看，一般来说，对那些通过事后补救难以消除影响或者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问题，需要采取事前监督管理手段；而对其他一般性的问题，采取事后监督管理手段则更合理、更有效。因此，国务院近年来一直在抓紧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的思路是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的原则，尽可能地减少政府机关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确定政府机关对经济事务、社会事务的管理方式时，在明确管理标准、管理规则的前提下，要更重视发挥政府对经济事务、社会事务的事后监督管理职能，确保实现公共利益与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平衡。

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也是革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内容的一项政治体制改革，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革命。既然是革命，那就势必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涉及特定人群的既得利益，难免会有阻力。为了排除阻力，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并从源头上、制度上预防和惩治腐败，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权力与利益彻底脱钩的原则，决不允许争权而不负责，更不允许利用权力“寻租”谋利。

三、应对入世，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全局上、长远上统管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各项工作的。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其实质是对行政权力加以规范和约束。加入WTO，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切政府机关都要严格按规则办事、按程序办事，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一）完善制度。根据WTO的有关规定，我们不仅要保证我国有关法律制度与WTO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相一致，还要不断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增强法律制度的透明度。

一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切实做好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立、改、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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