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国营企业，由于对国家负有特殊的义务，因而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与保护，如果将这些待遇一并给与外商投资企业，则在执行中势必造成很大困难。此外，对国民待遇理解的不全面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如，有人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待内、外资绝对平等，如此，则国家安全无以保障，国家规划无以实现；有的人则反过来，认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措施的一律取消，如此则吸引不了外资，从而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均可归因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市场主体待遇的不平等，市场机制的缺乏或不健全，都是计划经济的直接体现，思想上的误区也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发展使国民待遇的推行成为可能

　　与前述计划经济的情况相反，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平等性、竞争性、国际性、透明性和规范性等特性，使得国民待遇的提出与实行有了理论上的基础与现实的可能。

　　首先，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较高级的形态，平等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首先要求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视同仁的市场主体体系，不论这些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或其他社会属性，在市场上一律得以平等对待、公平竞争。显然，这里也包括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平等待遇。

　　其次，竞争是市场的全部动力与活力的源泉，竞争的前提就是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不平等的主体之间是不存在竞争的，至少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竞争。竞争呼唤平权，平权也就意味着国民待遇有了法律的基础。

　　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早已形成了跨越国界的规模化的大经济。任何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不能孤立于国际大市场之外，这是为中外的无数现实所反复验证了的真理，也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主要理论依据。在经济国际性日益加强的形势下，“国民”也越来越有“世界公民”的意味，犹如在国际大市场中对任何一国的产品都应平等对待一样，在当代国际大家庭中，给予其他国家的国民以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最后，当代国际投资的历史表明：在国际资金市场上，投资者往往更愿意将资金投放在一个虽然没有明显优惠待遇，但具有很高的政策、法律的透明度并能获得公平待遇的地区，而不是投向一个看起来待遇优惠，却充满着“内部规定”和歧视待遇的地区。这主要因为当今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日趋快捷，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投资的安全性成了首要的影响因素。相对而言，国民待遇以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为依据，其可操作性、规范性与透明度远较其他待遇标准为佳，故必然更契合国际化市场经济的需要。当今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提倡给外资以国民待遇，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实行或趋向于实行国民待遇。

　　（三）实行国民待遇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对外开放、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有限的国民待遇显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为全面的国民待遇的呼声日高一日。这是因为：1，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待遇、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市场竞争秩序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又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条件。目前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相差悬殊，不仅不利于吸引外资，对内资企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由于待遇差别，目前全国到处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假三资企业”（按我国现行税制规定，内外企业所得税法定名义税率都是33% ，由于外资适用减免税优惠以及内外资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造成两者实际税负产生很大差别，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 15%，相差一倍多。一些内资企业千方百计地通过种种渠道“走出国门”，而后再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设厂，以享受优惠条件。有研究估计“假外资”占了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摘自http://business.sohu.com/20050321/n224777403.shtml） .这些显然都是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即平等竞争所不容的。所以说，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首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2，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已签署乌拉圭最终协议文件，其中就包括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而国民待遇是 TRIMs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在新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下，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的有限国民待遇是被明文禁止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对外资的立法和政策，与WTO全面接轨，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遵守规则、履行承诺的必要措施。3，在利用外资的实践中，外资优惠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日益明显。外资优惠政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国内外微观和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其积极作用正在消减，而被“超国民待遇”扭曲的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利用外资，壮大民族工业的障碍。外资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挫伤了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扭曲了外资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最终影响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

　　可喜的是，我国在立法上朝着这一方向已经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公司法》规定，该法同样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说是朝着全面的国民待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对外贸易法》明确提出，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将根据有关条约规定或互惠精神给予对方以国民待遇。再如，税制改革使得内、外资企业在税负上统一起来，从实体利益上平等了待遇，是朝着国民待遇方向所作的又一次重大的努力。

　　三、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与TRIMs的差距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外资的国民待遇仍然是不够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Ms协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仍享有许多“超国民”待遇。例如，就所得税而言，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现改为33％，表面上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持平，但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根据设立地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企业性质（如生产性企业）和所属行业（如基础设施或第一产业等）的不同，可以减按24％或15％甚至更低的税率征收。同时，它们还可以享有“免二减三”的待遇，其实际税负仍比内资企业低很多。就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而言，虽然经过了种种转换机制的努力，内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仍难以落实；而外商投资企业一开始就有比较广泛和充分的生产、采购、销售、人事、资金、物资等各方面的自主经营管理权。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种种优惠的同时，又受到较多限制，居于“次国民”地位。这主要体现为：

　　（1）当地成份要求方面，我国有关法律虽没有明确的“当地成份要求”条款，但有关法律却有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物资，应当尽先在中国购买的规定。在审批外资项目时，我国各级政府往往也有规定，要求购买一定数量的国内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并以此作为次日获得批准或享受优惠的先决条件。（2）贸易平衡要求方面。最明显的是外汇平衡要求。我国《外资企业法》第16条及其实施细则第3条均要求外资企业自行解决外汇平衡问题，并以此作为允许设立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5条则要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一般应保持外汇收支平衡。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的规定也要求“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多出口、多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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