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应对

（一）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产业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

鉴于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经济运行主体全部属于国有或国家控股的情况较多的存在，由此反映出来的国家通过其所有权来直接管理或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较为普遍，此外资本项目项下的外汇仍处于管制状态，一些垄断性行业的限制进入等等，上述状况一方面反映了现行经济运行模式和一般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各国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的客观评价。“从近几个月推行宏观调控来看，政府仍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较早前中央政府更明令各地要控制物价，防止通胀恶化，种种现象表明，大陆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要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的确存在不少困难。”[⑤]根据入世谈判协议，“如果中国承诺在5年内完成所有行业的市场准入改革，美国现行的反倾销与反补贴实践和歧视性的单方进口限制的做法将予以停止。”[⑥]因此，今后应当继续加强与国内有关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建立良性的产业协调机制。同时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直接管理或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积极的进行宏观调控对企业加以引导：从眼前看，整顿外贸秩序，改革配额招标，加强企业自律，健全法律法规；从长远看，加紧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改善出口构成，提高出口效益，从市场、产品、管理等各个领域加快企业改革，尽快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二）   坚持对等原则，加强政府交涉和制裁力度，主攻“市场经济地位”。

尽管经过长期交涉，国外对华反倾销政策，特别是欧盟和美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完全摆脱了“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困扰。由于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长远看，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做法将更多的体现在具体案件中，而不是在明文规定的法律中。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利用政府的各种交涉渠道，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继续加强多方位政府交涉的力度，对进口国保持长期的交涉压力。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反倾销立法，以对等原则打击那些对我国采取歧视措施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三） 充分发挥WTO争端解决机制。

我国已经是WTO的成员国之一，那么就应该充分利用WTO多边框架下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就美国、欧盟等国歧视的、不合理的反倾销法的有关规定向DSB投诉，以彻底改变我国在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地位。同时我国还应该组织专家深入的研究WTO反倾销法律文本的规定，并与这些国家的反倾销法律进行比较，一旦发现有条纹不符的地方，应积极向DSB进行申诉，以求其修改歧视性、不合理、不公平的有关规定。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扭转我国在外国对华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局面。

（四）  争取企业单独的反倾销税。

在取得市场经济国地位之前，我国政府及企业应当通过自身条件的完善，打破欧美“一国一税”的不合理规则，争取各行业企业的单独反倾销税率。欧盟理事会条例（第905/98号）确定了标准，涉及反倾销调查的公司可以据此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应当使用出口公司的国内（即中国）价格和成本来确定正常价值。弱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则在计算单个中国公司的正常价值时，就可以使用来自这些公司的实际价格和成本的资料。目前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外，多数国家已经比较普遍的采取了给予中国应诉企业分别裁决待遇的做法，因为外国政府认为参加应诉的企业是积极配合的，应该得到区别对待。比如在美国对我国金属锰反倾销案件中，参加应诉的几家企业分别获得了3%，5%和20%的反倾销税，而其他未参加应诉的企业一律被裁以超过100%的高额反倾销税。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应当以文件形式：下放企业出口控制权，取消出口企业经营和出口许可证的限制制度；出口企业则应当提供：企业产品无需政府许可独立定价，企业有权进行协商并独立签定出口协议，企业的经营、销售等管理因素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自负盈亏且能够保留出口销售的收益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