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报复国一般会选择那些基础比较薄弱或对于被报复国“杀伤性”较强的产业实施报复以达到促进执行或保护本国弱势产业的目标，因此受损害产业的生产商未必会从中得到利益，WTO报复机制并没有帮助那些遭受违法措施损害的私人，WTO完全忽视了申诉产业利益的保护。WTO下的报复机制非但没有保护受损害方的利益，其“交叉报复制度”还可能对被报复国的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由于交叉报复的对象是同一协议的不同部门或不同协议的不同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中的企业将为非直接相关的第三方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而它们却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补偿，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WTO的宗旨是促进自由贸易，而报复机制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自由贸易体系正日益遭受报复的威胁，因为组织严密的一些多边机构已经将政府推入了一场争夺消费市场利益的战争。”〔3〕另一方面，报复产品清单受到国内各种政治、经济游说力量相互竞争、平衡的影响，报复措施往往被政府选择在不相关的货物部门或其它部门实施。国内的保护势力就此利用报复机制，千方百计寻求、发现外国政府的所谓“违反WTO协议”的措施，以期能够得到WTO的报复授权进而取得保护利益。如此一来，贸易自由化进程在某些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设置的“严格”规则限制之下显得举步维艰。其实，对于那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而言，他们是不会轻易使用报复的，因为他们知道报复措施损害的不仅是被报复国，对本国亦无多少利益可寻。亚当.斯密曾对报复机制作过这样的评价：“假如报复确实能够消除外国贸易壁垒的话，它的确是个好的政策工具，但是，当不存在消除外国壁垒之可能性时，它看起来并非是弥补伤害的良策，相反不仅对于那些受到伤害的阶级，而且对于国内整个阶级群众都会带来额外的伤害。”因此报复的后果通常是两败俱伤，最终有损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WTO下的报复机制的目的在于“督促执行”，而非给被损害成员方以补偿，因此DSU第22条规定报复的水平应当与成员方所遭受的“利益抵消与损害相当”，这种报复机制的设计意味着报复措施是“预期性”而非“追溯性”的。但是按照“报复水平相称原则”进行的报复，如果不能迫使对方纠正其违法行为，由这种报复所建立的新的对等只能解决有关成员国内的政治支持问题，并不能恢复原有竞争关系的状态，只是报复方和被报复方在原有的减让基础上各自后退五十步而已。〔4〕这种预期性的报复以及与损害相当的报复，使得败诉方不愿在“合理期限”内撤销其违法行为，对报复措施的威慑作用置之不理，拖到“合理期限”后方才执行裁决和建议，甚至宁愿接受报复，因为那样对该国的影响不大，更或是利大于弊的。《美国国际法杂志》编委朱迪斯.贝洛说过：“成员方是否遵守WTO规则仍然是可选择的。一个成员方的法律或措施受到专家组裁决的反对，它享有三种选择的权利：第一种，撤销违法措施或改正疏漏；第二种，它可以选择保持违法措施或者不改正疏漏，而用提供利益补偿来恢复被违法措施搅乱的以商定的平衡；第三种，它也可选择不变更其法律措施，也不提供补偿，而自愿接受对它的出口实施的报复措施。”基于此，她得出以下结论：“主权国家不会因为成为WTO会员国包括成为争端解决过程的当事方而放弃它们的主权。若其政治上有此需要或应经济变动和需要，WTO成员方仍会采用违反WTO协议的行为，只要它愿意补偿受损害的贸易伙伴或受到抵消性的报复措施就可以了，”〔5〕这一主张为那些不遵守WTO协议的国家提供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础。可见,目前WTO下的报复机制对各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
此外，尽管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采用“交叉报复”对损害国实施报复，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实质上却是发达国家进行“交易”的工具。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在货物贸易领域受发达国家较多牵制，没有能力在货物贸易领域内的初级产品生产方面寻求报复，然而即使“交叉报复”赋予他们在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领域（这些领域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单边输出）中止减让或其它义务以达到对发达国家的报复，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小，政治、军事上又依赖于发达国家，当其因为纠纷提起争端解决，而当DSB也已经授权其对某一发达国家实施报复时，往往由于上述原因，放弃报复，在美国与厄瓜多尔等与欧盟的香蕉案中，美国不是香蕉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于是它选择对欧盟的床单、床罩、羊绒衫、奶酪等产品停止相当于1.914亿美元的暂停关税减让并付诸实施，而厄瓜多尔同样作为胜诉方，也被授权在GATT项下、GATS项下以及TRIPS项下的2.016亿美元的关税减让，然而它却没有实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报复实施上的差距可见一斑。此外，即使这些国家采取了报复措施，鉴于经济实力悬殊，报复措施不仅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反而给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报复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南方中心曾对报复机制作了如下这番精辟的解释：“DSU有一些在乌拉圭回合其它协议以及整个WTO协议相同的特性，它推定争端解决中参与者具有相似的实力与发展水平，也无意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由于政治、经济实力是执行阶段迫使对方遵守WTO法的关键因素，作为弱小伙伴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处于双重不利地位中：如果他们在有利于发达国家的DSB裁决执行中有所迟延，将面对强大发达国家的报复压力；反过来如果胜诉的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又几乎无法对不愿执行的发达国家实施足够的压力或报复。”〔6〕
（二）WTO下报复机制在规则上的缺陷
一种制度要想得到实施，必须要有明晰的规则，虽然WTO下的报复机制较原来的报复机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DSU中主要规定报复制度的条款即第21、22、23条，还是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比如，DSU第22条第2款规定：如果有关成员方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按照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或裁决终止或修改一项已被确认违反某适用协定的措施，则它可以与原告国谈判，以达成相互满意的补偿。损害国如果需要，可以在双方都接受赔偿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在合理期满后20天内还没有达成满意的赔偿，则投诉方可以请求报复。由于在实践中，谈判方既可以寻求补偿，也可以不经过补偿程序，那么若谈判方不请求补偿，那么是否还要在合理期满后20天才可以请求授权报复？
DSU第21条第5款规定：如果就执行措施是否存在或者对符合某项适用协定的问题有分歧，应诉诸争端解决程序，包括可以在任何时候提交愿专家小组予以决定，专家小组应在该事项提交其之日后90天内散发报告。那么，提交专家小组是否是实施第22条规定的授权报复措施的必经程序？由此造成的分歧是美国与欧盟“香蕉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美国认为欧盟钻了程序的漏洞，导致了程序上的“死循环”，即申诉方对被申诉方的执行措施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