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年的185起案件中，有77起已经得到解决，其中41起没有经过司法裁决就解决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案例提交给DSB，反映了各成员对DSB的信赖，和使用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的愿望和信心。

　　从实际实施情况看，争端解决机制无论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大国或小国都是有利的，而且是公平的，不总是只对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有利。如在争端解决的案例中，在以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大国作为投诉方和被诉方的案件中，有胜诉的，败诉的案件也不少。适用争端解决机制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多应用这个机制，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在上述案件中，发展中国家成员投诉美国的22起，投诉欧盟23起。

　　四、在下一轮谈判中，有关争端解决机制可能谈判的主要内容

　　马拉喀什协议确定了对各有关协议进行复审的时间，以评定该协议（备忘录）是否需要维持、修改或取消。按照协议规定，对DSU的审议应在1998年底完成，后WTO总理事会决定再延长1年。即应在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上对DSU进行审议。但由于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仅由一些国家向总秘书处提出了一个“铃木草案”，并散发到各成员方，但最终没有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必要的评估和修改，会议就结束了。

　　“铃木草案”是一些成员针对DSU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缺陷，提出的对DSU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具体建议。例如，通过欧美关于香蕉和激素牛肉争端等案例，法国和欧盟认为DSU缺乏其第21条5款和第22条（主要是第22.2款和第22.6款）相衔接的明确规定。DSB第21.6款规定，无论是投诉方还是被诉方，均可以就裁决执行的期限和具体措施向DSB提出要求进行仲裁。第22条则规定，如果被诉方在宽限期后20天未执行裁决，或申诉方对被诉方的执行情况不满意，申诉方可单方面向DSB申请采取报复惩罚措施。在欧美香蕉和激素牛肉的争议中，美国单方面认为欧盟没有按专家组的裁决予以改正为由，不通过仲裁，就直接向DSB申请对欧盟进行报复。欧盟认为，仲裁规定应与报复规定结合衔接起来。即对被诉方是否执行了专家小组的裁决或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要求，应该通过多边程序审查裁定。若裁定被诉方没有执行裁决或执行不合裁决规定时，DSB才可根据申诉方的申请授权申诉方对被诉方进行报复和惩罚，而不是由争议一方（申诉方）随意决定。“铃木草案”的主要建议之一就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第21.5款和第22条之间建立联系和衔接机制。

　　铃木草案的主要建议之二是：DSU应规定，任命一个仲裁员，对报复手段的性质进行裁定。即当一个投诉方得到DSB的许可采取报复措施的时候，被裁决的国家不同意，或对投诉国提出的补偿金额有异议，被报复方可以要求任命一个仲裁员，进行核查被报复和处罚的水平及金额是否与受损害的程度相符。仲裁可不对处罚的具体措施和产品清单的确定进行核查，只审查要处罚的金额。当然在惩罚措施批准时，不是笼统批准，报复越复杂，DSB就应附加越多限制条件。

　　铃木草案的主要建议之三是，DSU应规定交叉报复具有可预见性。首先，交叉报复在得到DSB的批准时，比如投诉方被授权在知识产权方面执行惩罚报复，其对被诉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止，要在DSB允许的范围和期限内。其次，在交叉报复的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处罚不是在同一个行业领域，申诉方（实施报复方）在将拟实施报复惩罚措施的产品清单提交DSB后即为确定的清单，不能随意改变。比如，7月份，投诉方决定就奶酪对对方进行制裁，而后又改为惩罚香蕉产品，再过3个月又要惩罚机床产品。这样，对制裁措施就存在不可预见性。这一点违背了DSU不为制裁而制裁的宗旨，是法律的不稳定因素。

　　关于制裁终止问题，现在DSU第22.8款只规定，一旦双方达成协议，制裁就终止，或在被裁决方改正后终止。但如果没有达成磋商一致，如何终止？DSU没有规定，也没有提及应用第21.5条款（由仲裁员仲裁），也没有规定在被诉方执行裁决后，DSB收回其批准实施制裁的授权。这样，被诉方只能适用另一次一般法律程序了，必须再请求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予以审查裁决，又要12月的时间，这样对确实按裁决规定作了改正的成员方的利益就产生了严重的不必要的损害。对此，铃木草案建议，应与DSU第21.5款衔接，允许一方申请通过仲裁，对已实施的制裁是否已经达到申诉方遭受损害的程度，何时终止制裁，进行仲裁决定。

　　铃木草案还建议修改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些程序性问题。如有些国家认为最初的磋商是一种摆设，没有意义，达成磋商一致很困难；初步裁决书公布也是多余的过程；在裁决书上附上双方的文件等也没有必要。争端解决的一些程序还可进一步简化。

　　另外，美国等由于受到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巨大压力，还建议增强程序的透明度，但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赞同。DSU第13条已做了相关规定，非政府组织可向DSB提出建议，参与争端解决过程。在西雅图会议上，就第13条是加强还是修改，世贸组织要开放透明到什么程度也做了一些争论。欧盟对WTO进一步向民间组织开放持反对意见，认为成员方政府可以代表民间组织的意见。即便将WTO向民间组织开放，也不能赋予其超过成员方政府更多的权利。比如：根据现在的规定，一成员方与一争端无关，就不能参与到争端机制；而民间组织就可以通过第13条的规定，反映自己的意见，其权利已超过了无关的成员方。

　　五、我们的启示和建议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各成员方关注的焦点。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缺陷，需要继续完善，但它仍被认为是WTO各项协议得以实施和世界贸易体制安全、正常运转的“卫士”，是各成员方解决贸易争端的唯一有效手段。但对于即将加入WTO、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则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为此，我们应在各方面做好充足准备，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以最大可能第维护我国利益。

　　（一）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给予足够重视，加强对争端解决协议和程序的研究工作。为扩大和方便培训和宣传，请国内外专家编著有关WTO争端解决的书籍，并编辑GATT和WTO解决争端的典型案例集。注意培养争端解决的专门法律人才。

　　（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贸易和吸收外资的大国，我加入WTO后，必然成为WTO各成员方注目的焦点。美国等国家还专门成立立了监督中国实施WTO义务的机构，并设立专门基金。因此，应对我国涉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企业进行广泛的WTO基本知识的宣传，规范其在国际经贸中的做法。根据WTO的各项规则，对现行法律及相关政策进行清理和修订，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具体情况的前提下，使之尽量符合WTO的规则要求和我对外承诺，并增强我国涉外法律法规的透明度，维护涉外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尽量避免或减少各种潜在贸易争端的发生。一旦发生争端，我应积极应诉，通过司法手段保护我国内市场和产业。

　　（三）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际运行中，该机制可谓公平的有信义的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平等参与的，都有起诉和被诉、胜诉和败诉的实际案例，如委内瑞拉诉美国并胜诉、巴基斯坦诉美国等。因此，我们应合理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对其他成员对我企业和产品的各种不公平或歧视待遇，不符合WTO规则的规定，及时提起申诉，维护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合法权益。

　　（四）成立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专门管理机构，制定争端解决和防止的法律法规，规定投诉程序，建立国内有关争端解决的完善机制。由于争端解决是法律性很强的机制，因此，该机构应主要有法律人员组成。争端解决机构主要负责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联系工作，参与争端解决程序，代表我国政府进行磋商、起诉和应诉，与国内有关部门和企业等密切联系、配合、协调，做好争端解决和预防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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