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举例说，关于外交使节的特权，不仅国家可以根据国际法提出这种要求，使节个人也可以根据国际法提出这种要求。在“个人的国际法主体性”辞条中，东寿太郎虽然也列举了否定个人国际法主体性的学说，但紧接着他就指出：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来看，现在有不少国家将国际法作为其国内法之一部分而承认其具有国内效力，并规定了它和宪法以及其他法律之间的效力顺序，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国际法具有国内效力，具有适用于个人的性质。这表明，在国际法秩序中，个人的主体性可能得到承认。在这个基础上，东寿太郎又提到：有些学者主张，为了使个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性得到承认，不仅应该在国际法中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而且有必要给予个人以通过国际法程序实现其权利的手段，设立通过国际法程序追究个人责任的制度。当然他也认识到，目前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经由国家间的协议而定立的，而不是由个人意志确立的。所以，他最后也不得不折中地概括到，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性时，一般认为国家是真正的、能动的、积极的国际法主体，而个人是被动的、消极的主体。
宫崎繁树主编的《国际法纲要》用了近300页的篇幅谈国际法主体问题，他将国际法主体分为三类，即个人、国家和国际机构，而且他还把个人放到了首位。当然他也认识到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局限性，并指出：个人只是在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具有行为能力的限制性主体。 关野昭一的《国际法概论》虽没有象宫崎繁树那样将个人放到如此突出的地位，但他同样在国际人格一部分中将个人与国家、国际机构并列为国际法的三大法律人格之一。他认为：个人在国际法上主要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但在一定的场合，它也具有国际法上的人格，即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当然这种主体地位是被动的和受到限制的。 田田茂二郎的《国际法讲义》虽没有象宫崎繁树和关野昭一那样在“国际法主体”那一章将“个人”列到突出的地位，节款目录中甚至没有提到“个人”，但他支持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
当然在日本也有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如果说波多野里望、小川芳彦主编的《国际法讲义》只是倾向于否定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或者说他们只是不同意将个人与国家并列为国际法主体。 那么，金泽正雄的《国际法入门》则明确否认个人是国际法主体。他指出，与国际团体不同，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不直接创设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尽管国际法（国际条约）中有关于个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国家也承认对他国个人的这些权利，或者约定课个人以义务，但这些权利和义务是国家间的约定，也是直接针对国家的。

对“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认识之异同

日本的许多《国际法》著作或辞书中，有一个与“国内管辖事项”（matters within 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联系非常密切的概念，即“国际上关心的事项”（matter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国内管辖事项”与“不干涉内政原则”联系密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关于“国内管辖事项”，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纂的《国际法辞典》解释为：各国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除国际法确认予以豁免者外，有行使管辖之权。国家有权排他地自行决定和处理国际法上规定系属于一国管辖的事项，他国对此不得干涉。各国有权决定本国的政治机构和经济、社会政策，决定陆海空军的水平和规模，决定国籍和外国人出入境，管制和外国人的通商关系。“国内管辖事项”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关系到国际法调整的领域，但由于确定某一事件是否属于“国内管辖事项”的主体和标准尚未确定，因而“国内管辖事项”的含义是不确定的、相对的。随着国际关系日益紧密化和组织化，以及国际法规定的对象的扩大，国内管辖事项逐渐具有国际性，从而使国内管辖事项有缩小的倾向。关于某件事是否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国联盟约》曾赋予行政院某种决定权，但《联合国宪章》却没有对此做任何规定。正是为了弥补宪章上的这种缺陷，才有了“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这一概念。
关于“国际上关心的事项”，日本学者解释说：某件事虽属一国国内管辖事项，但根据条约，该事项又成为国际法的限制对象，国家就应根据条约承担法律上的义务，这样该事项就成为该国不能自由决定的问题，该事项也就不再纯属于国内管辖事项，而变为“国际上关心的事项”或“与国际有关的事项”。一般国际机构和联合国之所以反复使用这个概念，就是要使它们已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合理化、合法化。而许多国际法学者却以此作为联合国可以介入会员国国内事项的依据。尽管还不能说“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这个名词已被确定为国际法上的一个概念，但至少可以说它正在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概念。因此，“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这个名词，被联合国主要用作可以介入被认为是会员国的国内事项的法律基础或依据，并称之为“联合国关心的事项”也无不可。在联合国的实践过程中，可称之为联合国存在理由的维持和平、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便被看做是典型的“国际上关心的事项”，对这些事项，联合国可以进行种种方式的介入，这种看法已占统治地位。最后该辞条的作者总结到：“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这个名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在过渡到可以否定“国内管辖事项”的“国际管辖事项”之前的一种中间性概念。
日本的这种理论见解，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实践中被一步步地强化。西方学术界的“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为其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营养，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在世界各地的违法实践（南联盟战争、美伊战争）更为其提供了活生生的现实材料，尤其是冷战后联合国越来越多地介入一国国内事务，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和安全威胁的多元化等，为日本学者进一步强化这种理论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在环境问题、打击有组织犯罪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更使这种理论有了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日本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国内管辖事项”的国际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国际法的一项重要贡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不干涉内政（ non-intervention in Domestic），就是指彼此独立的国家在相互关系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界定内政这一概念。国际法一般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说法，即内政是指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这一界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贯彻这一原则带来极大的不便。其实，内政和主权是一对实同而名异的概念，凡涉及一国主权的事务，都应该是该国的内政，相反对主权的滥用或严重损害他国主权的行为就被排斥在内政以外。另外根据只有国家本身才能对自己的主权做出限制的原则，通过国家协议或同意而自行限制的主权部分也不能再作为内政。总之，与主权平等原则相似，不干涉内政原则贯彻过之则有损各类国际机制的运营和国际法的权威，不及则会损害弱势国家的主权，促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气焰。
当然中国学者大多数承认“国内管辖事项”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上的概念，一国在本国境内的某种行为，或对外采取的某种政策，可能会因破坏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而被追究国际责任。中国学者主张，一国在行使国内管辖权时，既不能违反国际法，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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