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该救济实在提起诉讼前采取扣押被诉人的相应的财产，为了保证提起诉讼一方在判决诉讼胜诉后能马上收回款项。

6.3 银行的拒付
通知付款银行，希望银行拒付。当买方开立信用证后发现受益人（即买方）具有信用证单证的欺诈行为时，往往请求银行停止向受益人付款。在实践中,由于银行操作的规范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而在《统一惯例》中并没有关于信用证欺诈和例外，也中没有规定银行除审查单证一致以外的其他义务。在ＵＣＰ之下,银行没有任何审查假单证的义务.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是假单证,但是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如前文所述ＵＣＰ400第17条或ＵＣＰ500的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任何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所以银行在采取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时是非常慎重的,常常附之以严格的条件限制.因为银行在拒付之前必须查清是否有信用证欺诈的事实,如轻率为之,不仅对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也将影响银行的声誉。而就一般情况而言，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怀疑或缺乏足够的证据时，银行不会听信买方一方之言予以拒付。
6.3 1 银行拒付权的探讨
有关银行的拒付权，有的学者认为在信用证欺诈中，赋予开证行拒付权，既符合诚信原则，又有利于遏制信用证欺诈愈演愈烈的现象。根据信用证欺诈大多表现为单据欺诈这一特点，以及信用证交易的单据特性（documentary character）提出了默示条款理论作为替代办法，以解决欺诈例外理论面临的种种难题。他们认为付款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合同中包含一项默示条款，即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应当是真实有效的、不含有虚假内容的；如果违反这一条款，银行有权拒收单支付货款。
本文认为银行并没有拒付权，原因在于在国际上银行的通行准则UCP中并没有规定信用证欺诈和欺诈例外，也没有给银行查证单据虚假性的义务。且UCP极力的保障信用证的独立原则，以维护银行的商业信誉。其次如果买方请求银行拒付，那么银行则必须去跨过单据去审查其背后的基础性交易。但是作为商业流转机构的银行，是没有权利去审查基础性交易的，而且欺诈的程度标准银行是难以界定的。如果银行能去越权审查，那么将彻底的打破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这一信用证的最基础的原则，这对整个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影响也是毁灭性的。

7 中国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7.1 中国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立法
纵观我国关于信用证交易及欺诈问题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引人关注、影响较大并有待解决的。我国关于信用证交易欺诈及欺诈例外的立法过于苍白，有待补充此方面的立法或制订相关的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5条对信用证诈骗有所规定，因是针对刑事犯罪而作用有限，其他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的规定不是过于抽象，就是不具有直接针对性。权威性的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6月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充分肯定了信用证独立原则，要求法院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冻结中国银行所开信用证下贷款，又规定了人民银行可以冻结证下款项的几项要件，包括：（1）有充分证据证明卖方利用签订合同进行欺诈；（2）中国银行在合理的时间内尚未对外付款；（3）买方提出请求；（4）在远期信用证情况下，中国银行尚未承兑汇票 。如此便充分体现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　 然而，该《纪要》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由于它只是一个立法层次相对较低的司法解释，法律效力也不高，相对我国日益增多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件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另外，它对于许多在法官实际的具体操作中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未作详细规定，如“欺诈”如何认定，如何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等等。　
7.2我国现阶段信用证欺诈例外的司法实践
而目前我国信用证交易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信用证欺诈的主要受害国，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的扩大，信用证欺诈问题尤其是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内当事人的利益，健全并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尤其是救济制度是极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我国法院在对外贸易实践中随意冻结我国银行所开立的信用证的现象一直以来呈有增无减之趋势，这固然与法官素质不够高有关，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立法未与国际接轨。若长此以往，这对于我国的对外交往是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
本文认为，应健全完善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方面的立法，制订立法层次较高的法律，出台有关信用证的专门法。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是有一定意义的。虽然法律传统与各国国情不同，不宜照搬照抄，但是在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上，如禁令颁布的条件（我国称为“冻结”）。欺诈的认定标准上等等，适当参照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是有利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律结果的统一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韩国新湖商社与四川省欧亚经贸总公司信用证欺诈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裁决中已经提出了“实质性欺诈 ”，这对司法上限定信用证欺诈的概念有重要意义。我国有关信用证项下欺诈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国际惯例的理解水平参差不齐、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适用不适当、不正确的现象，需提高法官素质，对此种现象加以纠正。　 我国现行立法关于信用证项下欺诈问题的指导思想是较明确的，一是维护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将信用证交易与买卖合同加以区别，二是允许欺诈例外，不允许不法分子利用信用证独立性原则进行欺诈活动 。　 然而毕竟有一些问题无法可依，法律规范有待完善，同时又由于各级法院法官对国际惯例的理解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地方保护思想作怪，正如前所述，我国法院动辄冻结我国银行所开立的信用证的现象是较令人担忧的。它不仅使我国的银行信誉遭受巨大伤害，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法院的形象。司法操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法院冻结国内开证行履行付款义务的随意性太大，往往忽视对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对欺诈的界定也缺乏统一标准，易将一般的有关质量或数量上的纠纷与信用证欺诈同等对待，造成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