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船上的货物）亦可拘留、征用。[ ]
（四）对交战国人民之间所签定的契约（合同）的影响。关于开战对交战国双方人民之间所签定契约的影响，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和国际法学者的意见虽不一致，但英美法系的观点是，战争开始以后与敌国人民所签定的契约一律失效。战争开始之前与敌国人民所签定的契约则依契约的种类，或丧失其效力，或停止其效力。丧失效力的契约如合作契约、委任契约、赁船契约、海上保险契约等。凡尔赛条约所采纳的思想是，凡敌国间的契约，除个别的特殊契约外，不论缔结时的情况如何，作为原则，自当事人成为敌人起，该契约便失去效力。（详情可参考凡尔赛条约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及附属议定书一般规定二和关于特种契约的规定四、二十四）[ ]

三

战争开始的法律效果，对交战国与一般第三国而言，主要是战时中立法（War Neutrality Law） 在交战国与一般第三国之间生效。这里所谓的一般第三国，是指不愿参加到战争任何一方的第三国。在战争开始或战争进行中，它们可以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明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宣言、声明，甚至条约的形式向交战各国通告自己对交战双方采取不偏不倚、同等对待的立场；暗示的方式则是通过事实上遵守战时中立义务而向交战各国表明自己的态度。战时中立的一般第三国因自觉放弃了自己在平时可以享受的一些权利，因此它们也可以从交战国那里得到一些保证，即最大限度地保护中立国的权益不再受到损害。具体来讲，战时中立国的义务（即是交战国的权利）包括：
（一）自我约束（不作为）的义务。战时中立国不得对交战任何一方给予援助。战时中立国不仅不能直接参加任何一方的战斗，而且也不能向交战国任何一方提供军队，供给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补助金和贷款、不得替任何一方承购公债；不得用军舰或国家船舶为交战任何一方进行军事运输；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情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平等地向交战双方提供上述援助，也是战时中立法所禁止的。
（二）防止的义务。战时中立国应采取措施，防止交战国为了战争而利用其领土或其管辖范围内的区域。战时中立国应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和阻止交战国利用自己的领陆、领水、领海、领空进行作战，或捕获对方船只及其战斗人员，建立作战基地、通讯设备，或运输军队和军需品。
（三）容忍的义务。战时中立国对于交战国因进行战争而依据战争法所采取的行动，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容忍。对于交战国的战时封锁以及有关战时禁制品的规定，战时中立国有义务严格执行。这里所谓的封锁是指交战国为了切断敌国的对外联系，削弱敌国经济和持续作战的能力，运用军舰阻挡一切国家的船舶和飞机进入敌国的港口和海岸。“一切国家”当然包括战时中立国。而战时禁制品是指交战国禁止第三国运送给敌国的货物。禁制品的清单，可以在事先由国家以条约形式确定，也可以由交战国在战争开始时，用法令或宣言公布。
作为抵偿，交战国所负的义务（战时中立国的权利）有：
（一）自我约束（不作为）的义务。交战国必须尊重战时中立国的主权，不得侵犯战时中立国领土，破坏中立。交战国不得在战时中立国的领土及其管辖区域内进行战斗行动，不得在上述区域建立军事基地、设置通讯设备，交战国军队或其供给品运输不得通过战时中立国领土。交战国不得在战时中立国领土、领水内改装商船为军舰或武装商船，不得在战时中立国的领水内捕获敌船。
（二）防止的义务。交战国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虐待其占领区内的战时中立国的使节和侨民，防止其军队和人民从事任何侵犯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容忍的义务，交战国应该容忍战时中立国与其敌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和商务关系以及其他不违背战时中立法的行为。

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第二课就组织有关“专家”，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大量的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当时均属绝密文件，对了解当时日本政府对国际法的认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关于战争开始宣言的考察》[ ]就详细分析了“开战与非战公约的关系”、“开战与海牙关于战争开始的条约的关系”、“开战的效果”等问题，这份报告书的制作者是日本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者立作太郎博士。此人因谙熟国际法，长期受到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重视，从九一八事变时起，直到太平洋战争，他一直作为日本外务省国际法方面的主要顾问。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分析到：1928年8月签定的非战公约，斥责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纷争，而且各缔约国庄严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第一条）。各缔约国约定，它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和解决（第二条）。非战公约虽然对保留自卫权加以默认，但自卫权只能作狭义的理解，即除非遭到他国的非法攻击，出于紧急而且必要的场合，方得使用。为解决纷争或惩治对手自然不得使用自卫权，否则便是违反非战公约。许多国家曾声称自己是基于自卫权而进行战争的，但被国际法学者承认的却非常少。国际法上真正的自卫权，只限于为免遭非法的攻击而采取的紧急而且必要的行动。
对第二个问题，他认为，把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这个条约译为“关于战争开始的条约”原本就是一个错误，按照他的意见，该条约的名称应译为“关于敌对行为开始的条约”。[ ] 该条约规定，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不得开始敌对行为，通告的形式可以是附有理由的开战宣言，也可以是包含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当纷争当事国一方从事敌对行为，并以上述形式表示了战争状态开始的意思后，在国际法上纷争双方就进入战争状态。国际法关于进入战争状态的有关法律效果自然生效。根据他的解释，凡敌对行为，就须有事先的预告，而事先的预告，又成为开战意思的表示，故敌对行为自然构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
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开战的效果，他主要是从战时法规的适用，对条约的效果、对契约的效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些分析与我第二部分的相关介绍基本相同，这里就不再重复。
总之，搞清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当时日本学者对国际法的认识，对我们分析日本当时选择“不宣而战”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