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页。
　　[4]RichardAPosner:TheEconomicApproachToLaw，第２１页
　　[5]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７７页。
　　[6]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２２页。
　　[7]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４页。
　　[8]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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