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的效力宣言》宣布：“依照《宪章》规定，各国受到武装攻击时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此外，在国际法学界对于什么情况构成合法的自卫有一些权威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在1837年著名的“加洛林案”（Carolinecase）中形成的“加洛林规则”。在该案中，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提出自卫的必要性必须是迫切的、压倒一切的，并无别的选择，而且也没有时间来进行周密的考虑之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对抗措施必须既不能是不合理也不能是过分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现在国际法的主流观点是一个国家行使自卫权必须要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只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才可以行使自卫权，否则即是非法的行为，实施国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美国的“先发制人”或者“预先性”的自卫是将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使用自卫权的观念，转为“先发制人”或“预先性”的武装进攻。这就是把原来较为客观而明确的标准，变成了完全可以自由裁量的主观标准。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武力的滥用。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的“先发制人”的自卫是违背现行的国际法的。美国对于其行为给伊拉克带来的相应损失也是应当负国家责任的。
　　
　　三、联合国自卫权的现行条件的缺陷和完善
　　
　　现行的国际法是否定“先发制人”的自卫的，即对于存在对本国的武力攻击的威胁的情况下的自卫。但是，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国家想要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打击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动，而另一国家在得到确实进行攻击的情报或存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要求其必须等到武力攻击开始之时才可以进行自卫就难免有欠合理之处。
　　《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认为，“虽然预先性自卫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非法的，问题决定于事实情况，特别是威胁的严重性和先发制人的行动有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预先性自卫可能比其他情形更加需要符合必要和比例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的条件下，一国总是要等待武力攻击已经开始后才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德国的马兰祖克教授提出，“面对明显即将发生的来自他国的武力攻击，在所有可利用的外交手段皆已用尽之后，作为一种严格限制的例外，预防性自卫权是存在的。”我国的著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教授在其著作中也认为，在原则上，自卫权行使的前提不包括武力威胁，除非武力威胁到了不采取武力不能消除的程度，然而也只能作为自卫的例外。
　　因此，笔者认为要分析美英对伊拉克战争的是否合法，必须看其对自卫权的行使是否符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依上所述，这场对伊战争显然是违背现行的国际法的。但是，由于随着苏东巨变以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联合国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国际法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以往对于一些国际法概念的理解也是随着世界的发展而相应变化的。在当今世界，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核技术或者其他先进的武器，使得其他国家面临一种潜在的危险。如果必须要求一国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行使自卫权，则有可能贻误时机，甚至面临亡国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允许该国面临严重威胁并且只有预先采取行动才是避免这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时，可以行使自卫权。但同时，又暴露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由谁来判断这种威胁的严重性。
　　关于这个问题，《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认为，“在实践中，每一个国家先自行判断自卫的必要是否已经发生。”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先生在“战争权之法律的限制”一文中指出，“依《非战公约》谈判者凯洛格的说法，关于自卫战争，国家自己是唯一的判断者。而美国元老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也是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把对于自卫必要性的判断权完全交给国家，也会使得国家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过于主观，从而可能滥用自卫权并对其他主权国家造成侵犯。因此，十分有必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来最终判断是否符合自卫权行使的条件。正如《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所指出的，“除非取消自卫观念作为法律概念，或者听任自卫概念被用为掩盖故意违反法律的行为，自卫行动的合法性问题适宜于也应该最后由一个司法权威或一个政治团体（如联合国安理会）予以断定。如果有关国家拒绝将这个问题交付公正决定，或不遵守公正决定，这种情形就可能是在自卫行动的伪装下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国际法上的自卫权与国内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相对比，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上属于防卫错误的两个概念：假想防卫和防卫不适时。但是，笔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不同的。国际法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针对国家而言；而国内刑法主要是针对自然人（也有的国家还包括法人）而言。如果在国内刑法的层面赋予自然人可以在符合某种条件的时候对确实预见到的危害进行防卫的话，那么这种权利在现实中是及其容易被滥用，也无法为行使这种特殊的权利而设定相应的监督机制，而且对他人的合法权利也是一种非常不可预见和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国际法层面就有所不同。国家若采取某种国家行为，其决策本身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现存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这比国内机关对自然人的监督要更具可行性。
　　在处理这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如何应对潜在的威胁方面，笔者认为倒是可以借鉴WTO中有关保障措施的行使条件。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二条的规定，“一成员只有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而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方可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WTO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是主要解决国家、地区和一些经济组织（如欧盟）相互间的贸易方面的问题，推动世界的贸易自由化。这与刚才谈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是有其共性的。其主体是基本一致的，也都是解决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一个是经贸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存在现实损害和潜在威胁的可能性，而且两个潜在的威胁都极易转化为现实的损害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既然在国际经贸领域允许国家对“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采取某种措施，当然也应该允许国家在安全方面存在“遭到武装侵袭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采取某种预防和避免措施，以防止酿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害。当然，对后者的采取措施的条件的设定应当慎重。因为，这种权利一旦被滥用将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国的侵略。
　　在设定这项可以对针对国家的潜在威胁行使自卫权的条件时，笔者认为在联合国现有的条件基础上，可以设定相应的报告程序。当国家欲行使此权利时，必须先行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在得到许可后，方可行使对潜在威胁的自卫。并且，该权利必须在联合国的专员监督之下实施，以保证在实施过程中的滥用权利和自卫权行使限度的问题。当然，加上经过联合国安理会许可通过这个程序有可能延误时间而造成对该国的损害。但是，这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这是防止国家对该自卫权滥用的现行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设立专门的国际机构以及更有效地均衡权利的授予和权利滥用的机制被创造出来以前，这是最具可行性的。
　　
　　四、结论
　　
　　美国所实施的“先发制人”战略，而抛开联合国，自己采取行动是对联合国基本使命的挑战，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挑战，但同时也是对联合国加强自身机制的机遇。
　　联合国应切实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的影响，适当扩大对于行使自卫权条件的解释，同时也应当建立相应的决策和监督机制以防止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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