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实际上，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不是基于国家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恰恰是需求诱致性制度的创新。基于以上理由，我国在宏观上进行原则性制度供给的同时，应当确保并鼓励自发性制度的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既要体现其财产属性，又要体现其身份权属性，还应当注意在适用过程中，实现形式的灵活变通。
　　日耳曼的古典文献里有时称法官为“寻找法规的人”,认为法官的作用不在于寻找一种新的解决方法,而在于寻找符合他周围群众意愿的解决方法。[6]引用这一说法,对中国立法者而言,应该“眼睛向下,从农村社会生活中发现规则并创造规则,而不是从法学概念出发,削足适履”[7]，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寻求符合农民大众意愿的解决方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必然会引起土承包经营权的变化。而法律不能总是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之后而对其进行法律化和制度化。法律应当具有前瞻性，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制定前瞻性的法律，及时有效的满足土地制度的需求,节约社会成本。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2]李进之等：《美国财产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3]《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4]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5]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6][法]享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M]，许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7]蔡华：《土地权利、法律程序和社会变迁》[J].战略与管理,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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