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组成这一点来看，各委员会是董事会的内部组织；但从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是由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组成，并且各委员会分别有不同的权限这一点来看，各委员会又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董事会的权限通过各委员会行使的同时，为加强二者的紧密联系，又要求各委员会必须及时地向董事会报告各自的工作情况。上述种种规定，再加上监事会委员具有的单独监督权、禁止监事会委员与执行官的兼任、禁止董事进行具体业务经营等机制设计，使得董事会、各委员会以及执行官三者之间既能独立行使各自的权利，又能互相协作，紧密联系，达到既能决策迅速又能监督及时的效果。所以，在日本这一治理结构不但受到各方好评，也被给予厚望。可惜的是，由于日本商法修改案实施不久，这一治理结构到底实际效果如何尚难做出判断。

三、日本商法修改给我们的启示
我国公司法实施以来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这十多年来大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连续不断的违规事件和丑闻事实上说明，我国公司法中所设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对此，国内报刊上指出这一缺陷并提出完善意见的专家学者的论述已有许多。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缺陷并不是采用了哪一种治理结构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不足。正如前文所述，不论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元制还是二元制，从实际效果上来看并没有优劣之分，相反，二者殊途同归，异曲同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两种典型的治理结构与本国的企业文化、历史、政治背景、社会情况以及国民特征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符合本国特色的治理结构来。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所涉及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公司的管理机构的安排和权利分配的问题，还会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企业文化以及国民道德等其他诸多问题紧密相关。日本商法修改的历史提示我们，我们在完善公司法时，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的历史、企业文化以及国民道德，而不是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到底是选择一元制还是二元制的争论上，虽然在技术上使法律更完备、更具体也非常重要。因此，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时，除了提高立法技术以外，还要重视以下问题：
第一，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和忠实义务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和忠实义务的履行情况是与其道德水平有直接关系的，而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是以其国民的普遍道德水平作基础的，因此，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客观地认识目前我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在立法上要细化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和义务内容，加大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第二，众所周知，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的权利分立来源于早期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思想。可以说，公司治理结构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缩影。因此，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需要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民主管理企业的意识。换句话讲，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政治思想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公司治理问题不仅仅是公司法的问题，还涉及到刑法、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的水平与其整个国家的法制水平紧密相关。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靠完善公司法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此，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同步完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提高立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