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的客观作出判断，以避免纯粹表象的主观臆断，以示判断的公正性，这也应是裁决法的基本理念。此理念指导着商业裁判规则在被援用时，要求从商业角度对董事的决策做出评判，董事是否存在自我交易和与公司的利益冲突，董事是否做到了合理的勤勉等，从以上客观方面出发，并以此客观存在做为标准来判断商业裁判规则能否被援用。
商业裁判规则做为一种对董事正当履行职责的保护，但这种正当性往往被公司的利益受损这一不利后果所掩盖，所以应明确商业裁判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四个条件均俱备的情况下，才考虑适用商业裁判规则。第一，董事在经营管理公司中所做的决议必须是在职权内做出的。从商业裁判规则设立的目的以及美国法院的判例中对这一制度的适用来看，商业裁判规则是对形式合法下的实质做出判定，其前提是董事行使职权必须在权限内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或者至少说事后得到了公司的授权或追认。如果满足不了这个前提，那么无论董事的目的多么纯正，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多么正当，也不能适用商业裁判规则对其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予以免责。第二，董事在职权内行使经营决策权的情况下，才考虑是否适用商业裁判规则，如果董事怠于行使其经营决策权，则不宜适用商业裁判规则。董事对公司事务的尽心尽力表现在对公司业务的积极开展上，如果董事根本不作为，那么，绝对不能说董事尽到了董事义务。这有对于那些一身兼数个公司董事而根本 不行使决策权的情况有所遏制，也有利于走出表决权行使越少，责任承担也越小的怪圈。第三，须有公司的利益损失，这种损失既包括物质利益的损失，也包括商誉的减损。第四，董事在职权内做出的决策与公司的利益损失有因果关系。在具备了以上这四个要件之后，董事就有可能援用商业裁判规则，对其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主张免责，从而形成一种抗辩权与公司或代表公司请求董事对公司损失负责的请求权相对抗。对于商业裁判规则来说，其意义在于确立了这种抗辩权的存在与否。
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具备了上文中的四个前提条件之后，董事就可援用商业裁判规则，主张免责。但为了防止此权利的滥用，有必要对商业裁判规则的适用作出限制。第一，从商业角度来看，董事做出的职务内的决策是非正常的。这时，由于违背了设立商业裁判规则的初衷，董事当然不能援用其而主张免责。第二，董事在职务内做出的决议，尽管是从商业角度评判是正当的，从公司营利的目的上看也是正当的，但由于此决议违反法律或法规违反公序良俗，从而由于公权的介入等原因造成公司损失，这时董事亦不能援用商业裁判规则而主张免责。第三，在现实中，往往发生这种事，董事会做出决议，把属于公司的一些财产、金钱捐献给慈善事业。这时，如果股东大会不同意，那么董事是否应对其做出的这一决议负责呢？美国1953年在史密斯公司诉巴楼一案中，法院认为，尽管这类行为有害于股东们的近期利益，但股东和公司的长远利益则因为此种慈善性捐助的行为而得到促进，从而从公司利益的角度肯定了董事的这一做法。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危险的，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这是不可否定的。但承担的社会义务一方面为强制性的，即公司不得违反法律，如：公司必须纳税，不得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等，另一方面为选择性的，即公司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义务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种义务至多也只能限定在道德的范围内，如果法律强行介入，要求某一公司必须要向福利事业捐款，那么必然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尽管从长远利益看来，捐款是有益的，但也绝不能允许董事可对抗股东大会而做出决策，如果在上述这种情况的对抗中，董事获胜的话，也与委任的法理相背。
商业裁判规则的意义
从世界各国的公司法立法来看，大陆法系有相当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董事资格做出了某些限制，这些限制除了一般民事行为主体资格的限制外，还有董事资格的一些特殊限制。如：日本公司法254条之二规定，受到破产宣告而未恢复权利者不得为董事，因公司法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监察案相关和与商法的特例相关的法律，或有限公司法规定的罪名，而被处以刑罚，其执行终了之日或不再执行之日起，未经过两年的，不得为董事。我国台湾公司法192－IV，我国大陆公司法57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对董事资格的规定，目的在于尽可能使公司有道德品质良好、善于经营的董事，立法者在对董事忠于公司，稳妥管理公司，保证公司顺利发展的苦心孤诣，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暂且不提这一规定在法理上是否具有合宪性，单说符合公司法这一资格规定的董事，就一定能忠于公司，尽心地管理公司吗？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事倍功半的做法，与其对董事资格做出规定，莫不如对董事的权利行使做出规定，这也许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商业裁判规则的应用，正是一种通过对结果的评价来对行为的正当性做出间接保证的，对董事的经营决策权的行使做出规制，使董事既能充分地行使权利，又不致滥用权利。也正基于此，商业裁判规则尽可能地体现了法律的正义和效率。第一，有利于公司制度的顺利发展。公司是由股东出资，以营利为目的交于董事经营的，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赢利的受益者为公司、股东。由于商业经营风险性，董事无论尽到多么大的努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嬴利，不可避会有利益的损失，根据风险与收益相抵原则，这种由正常商业风险而造成的损失，当然也应由公司、股东承担，这也是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商业裁判规则的运用，则实现了这种公平、正义，而法价值的实现是立法的目标和动因，这无疑就推动了公司制度的发展。
第二，既保护了股东及公司的利益，又发挥了董事的经营积极性。股东、公司的利益与董事的经营积极性从根本上说是互相促进的，但往往由于一方的受损而导致另一方的受损，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导致公司与董事的委任关系的崩溃。商业裁判规则有力地促进了董事与公司的委任关系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对从商业角度来看正常的经营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予以负责，这实际上鼓励董事积极地经营决策，不必过份担忧决策造成公司损失的责任承担。另一方面，对除上以外的董事的经营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对董事予以追究，这又保护了股东及公司的利益。从以上两方面看来，商业裁判规则又保证了责任分配的正义。
第三，强化了董事义务。在董事不能援用商业裁判规则主张免责的情况下，在责任的承担上对其是不利的，这样就鞭策董事要对公司事务投入更多的注意。
第四，使董事能从不必要的诉讼中摆脱出来，有利于董事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监事、股东作为董事会经营公司的主要监督者，其可以以公司的名义对董事提起诉讼。而股东与公司的利益最密切，所以其对这一诉权的行使更为关心，这就产生了股东代表诉讼。因为英美公司制度中不设监事，所以股东代表诉讼最早产生于英美法系。而且这一制度所具有很多可取之处，亦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效仿。我国目前尚无此制度，但随着公司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我国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导入只是时间问题。从英美法来看，由于享有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股东的多数性，往往造成了这一权利的滥用。立法者就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以减少这种权利滥用，商业裁判规则在这一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即：股东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考虑董事是否受商业裁判规则的保护，以预见自己的胜诉可能性，从而决定提起诉讼与否，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有利于董事集中精力经理公司。
商业裁判规则正因为明确了董事对职权内的决策造成公司的不利后果的承担与否，使董事与公司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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