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到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可引伸为公有制问题，姓“社”还是姓“资”问题）、党的领导问题、政权的稳固性问题以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说它头疼，是因为国有股问题是导致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虚置、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笔者认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要解决非流通股问题。这里，涉及到两个观念的转变。
一是国有股控股与公有制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民法按着马克思主义原理把物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志。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国家（全民的代表）所有，由国家支配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公有制实际上是一个宏观概念。国有股控股则是指在一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股占有绝对或相对控股的地位，因此实际上是一个微观概念。由于上市公司包括潜在的上市公司并不是社会经济的全部，所以，认为坚持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就必须确保国有股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占有控制地位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事实上，把国有资本相对集中地投入到应当投入的地方去，而不是分散地投入到每个社会经济实体之中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现实状况是，一方面，即使大举国债，国家在教育、科研、国防、环保、基础建设、落后地区开发等方面的投资仍显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本分散在上万家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守着那块即使国有资本退出也不影响公有制制度的“阵地”。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上市公司占有60%股权的国有股成了“唐僧肉”，没有人把它真正作为全民所有的东西来看待，国家和中小股东一样沦为被地方利益、集团利益、部门
利益揩油的对象。并且，国有股在上市公司被掏空时所受到的损害更大。这就是所谓的国有股权虚置现象。这说明，我们目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是有缺限的，或者应当进一步完善，或者应当彻底反思。但终有一天，大多数人会认识到，以交易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强制性国有的公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弯子。
二是国有股流通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关系问题。当国家感觉到国有股不流通给证券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之后，2001年我国出台了一个国有股减持办法，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失败了。实际上，国有股减持之举与当初人为设计非流通股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没有走出一个国有资产流失宽泛化的误区。
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认为，资产的价值就是物或权利所凝聚的人类劳动，其强调资产的过去成本。所以，它认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增值部分是劳动的结果，而不是资产本身产生的。从而，它认为资源配置中资产的流转应当体现资产本身所凝聚的人类劳动，转让方所获取的对价如果低于资产所凝聚的人类劳动，就意味着资产的“流失”。它把它本身解释不了的资产“流失”现象归罪于市场，所以，它主张计划经济。
而现代经济学说则认为，资产的价值就是物或权利所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其强调资产的收益性。所以，它认为资产本身可以在运营中增值，在资源配置中资产流转的受让方多支付或少支付的对价（超出或低于转让方过去成本的部分），是基于受让方认为所获得的资产能够带来比资产本身价值更大或更小的收益。这样，资产的溢价流转和折价流转就都属于正常现象。资产流转的市场越大、越活跃，资产流转的对价就越趋于公允，所以，它主张市场经济。
愚公的子孙最近在某地投资2亿元搞了一个BOT项目，经营期为20年，20年后将无偿转让给某地政府。智叟的子孙听说后，笑愚公的子孙太傻：明摆着20年后会发生巨额资产流失！笔者从毛泽东那里抄来的这个寓言也许能说明前述两种学说的正误。
事实上，通常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几乎把一切国有资产减少、损失的现象，不分主客观和偶必然，都纳入了国有资产流失的范围。而法律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应当是为法律所能够禁止的，行为人人为（有过错的行为）造成的并应当承担责任的国有资产减损。把资源配置中资产的折价流转、资产运营中的经营风险导致的资产减损，以及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资产减损都作为国有资产流失加以禁止，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客观原则，而且也失去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性，不能收到好的效果。
基于上面国有资本可以从上市公司退出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资产流转并非国有资产流失的观点，笔者认为，对60%的国有股必须做这样手术：①由上市公司按每股净资产支付对价回购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作为库藏股，该库藏股只能用于股票期权；②在一定时间内（如3?5年内），按比例分步骤地由承销券商将其余国有股按每股净资产作价全部配售给某一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放弃配股权的部分，面向市场公开竞价出售或作为流通股交由社保基金持有。
这样操作，既不会引起股市震动，也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有股按每股净资产作价，且配售在前，对流通股东是公正、公平的，不会引起流通股股东的反对和恐慌，因而也不会引起股市的震动；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当初折股时就是按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计算的，上市公司市值的上升来源于流通股股东所支付的超倍股票溢价，而不是国有股本身的增值。实际上，如果不考虑经营因素，由于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之和等于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的主要来源是流通股股票发行溢价，所以，国有股按“退出时的每股净资产”（大于“折股时的每股净资产”）计价已经赚了流通股股东很大的便宜。
笔者认为，由于目前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盘子过大，考虑到股市的承受能力、成熟程度和监管需要等因素的制约，设计一个3??5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按比例分步骤地减持国有股是必要的、可行的。当然，过渡期内更要加强监管，应特别强调公正、公平、公开。可以设想，随着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问题的逐步解决，令人尴尬的国有股权虚置、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将得到逐步解决。同时，由于上市公司拥有一定数量的库藏股，解决了股票期权的来源问题，这就为在上市公司建立长期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创造了条件。
很显然，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的修订，以及为司法介入创造条件。
[结语]
如果把上市公司比做一台机器，全体股东的利益是这台机器的动力来源，公司治理机制只不过是动力传导系统。如果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也无能为力。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尽管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且已为英美公司治理实践所证明，但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其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作用十分有限。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转变观念，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切实解决非流通的国有股问题。不正视、不研究、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试图完善公司治理的改革可能都是避重就轻，都会事倍功半！

参考书目：
①中国证监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会计学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讲义，2002年3月；
②《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中]中祥投资有限公司与[美]董事会咨询公司编著，地震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③《国有资产产权法律事务工作手册》，财政部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司编，京准字2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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